她說，當時尼克松、基辛格之所以訪華，是因為蘇聯咄咄逼人讓美國選擇和中國合作，這至今讓一些俄羅斯人耿耿於懷，有俄羅斯人抱怨如果當初中美不走到一起，蘇聯不會垮的那麼快。她進一步反問，如果1978年之前中國對外關上國門的話，美國人、日本人能進來嗎？因此她強調，這些問題需要撥開歷史的面紗看清楚。
魏南枝總結說，在理解和觀察中國現當代歷史的方法論上需要做到三個回歸：第一，蘇聯道路向延安道路的回歸；從華盛頓共識向北京共識的回歸；第三，從GDP主義向以人民為中心的回歸。她指出，關於第一個回歸，中國共產黨人在長征時期和延安時期都回歸到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史和建設史，而不是照搬蘇聯東歐的那一套模式。
她介紹，謝淑麗研究了毛時代的中國和橫和縱的關係，認為每個小城市裡面都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地方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問題很難蔓延擴散，但蘇聯東歐的計畫經濟脆弱性很強，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柔韌性很強。她說，東歐政府把人控制到了每一間房間，那才是真正的計畫經濟，但我們從來沒有那麼嚴格地管理個人的，賦予了地方很大的自主權。
她指出，中國當初學蘇聯那一套不舒服，現在如果學美國那一套也會不舒服。她認為，中國因素是衡量全球性貧富兩極分化的重要變量。如果剔除中國因素，就會發現發達國家內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各國之間貧富差距在擴大。如果加入中國因素，就會發現上述差距在縮小。她強調，70年來為世界減少貧困人口、受教育人口貢獻最大的是中國。
但她同時指出，前些年我們提發展是靠GDP，但當我們以GDP為中心的時候，我們是以物質為本的，如果社會發展和生產是以物質為本的時候，“人”的角色就不見了。因此，中共十九大報告才做出了對社會新的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斷。她認為，“不平衡不充分”更加強調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把公平放在效率之前，並且突出了人民主體地位。她說，這回應並反駁了有關社會主義只強調不貧窮、只強調效率的那樣一種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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