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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討論現場（中評社 束沐攝） |
他表示，至於日本的變化是二戰以來最劇烈的，現在還在這個過程之中，是什麼原因造成日本的變化呢？他認為是三個因素：危機感、機遇感和使命感。所謂危機感，日本是一個憂患意識極強的民族，對世界格局上述的變化加上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促使了日本的民族意識也存在了強烈的危機意識。所謂機遇感主要是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扶助日本作為他的幫手，使得日本政治家特別是右翼是一次難得機會，日本從經濟大國變成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第三個是使命感，擺脫二戰的體制，成為一個所謂正常的過程，一定是日本右翼的日本夢。安倍首相曾經多次談到，他的歷史使命就是在他的任內修改憲法，使日本在亞太安全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日本政府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不僅要炒著中日之間的島嶼爭端和中國威脅，而且還要插手南海問題，我們的媒體把它叫做“刷存在感”。
美在亞太拉幫結派 注定失敗
陳健援引在奧巴馬英九向美國國會提交TPP時的一句話：TPP問題關係到是由美國還是由中國來制定貿易方面的遊戲規則。他認為，在經貿問題上，美國把它提高到經貿事務主導權的層次，在安全問題上就更加是這樣了。在最近一次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的話，意思就是要由美國主導、按照美國的原則來建立亞太安全架構，或者是把中國排除在外，或者如果是中國聽話的話，也可以吸納中國參加，做他一個俯首帖耳的小夥伴。陳健表示，其實中國既沒有實力，也沒有野心來取得美國主宰亞太事務或者把美國排擠出亞太，中國要的是平等參與，多國共存，合作共贏。他認為，美國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實際上是為了要在亞太地區拉幫結派，以此來鞏固他的霸主地位，這是一種違背歷史潮流的做法，注定要失敗的。
陳健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拉幫結派定將失敗的原因有三：第一，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不可逆轉的，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順應了這樣一個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趨勢。而且推動著這股潮流的發展，這是不可阻擋的。第二點，包括美國人民、日本人民在內的廣大亞太地區的人民，都渴望維護本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不希望在冷戰結束之後在亞太地區再出現新的冷戰甚至於日戰。日本國民多數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就是一個證明。第三，本地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和中國一樣，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的地位，爭取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不願意受操縱、被利用，從而損害自己的經濟利益。美國和日本對菲律賓政府願意通過談判來解決爭端，十分緊張，證明他們利用矛盾為自己利益服務這樣一個企圖，終究是會識破的。
日本民族意識中有憂患意識 可轉變為冒險性
陳健認為，在目前這樣一個單極向多極演變的歷史進程當中，推動這股潮流的發展和抵制這股潮流發展，這兩種勢力之間的博弈將是今後一段時間亞太地區乃至世界上的一個主旋律。他表示，在這樣一個博弈中，各方能不能夠始終堅持動口不動手、鬥而不破、避免擦槍走火，是亞太地區面臨最大的挑戰。換言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日本的所謂新和平主義和中國的全面崛起，這三個態勢之間能不能不碰撞、不走火，是亞太地區安全和穩定面臨的最大挑戰。陳健預期，如果說亞太地區哪裡會擦槍走火，中日之間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大於中美之間。
他認為理由有三：第一，中美之間已經達成了建設不對話不衝突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共識，並且有一整套磋商機制，作為確保在爭議問題上鬥而不破，並尋求更大範圍合作的減壓器，而中日之間沒有這樣一套機制。
第二，美國有長期與前蘇聯爭霸博弈的經驗，既善於炫耀武力，也懂得如何規避風險，而且上上下下都懂得規避風險，美蘇爭霸這麼長一段時間，並沒有發生戰爭。但日本沒有這個經驗，而且他認為日本民族具有冒險性，在二次世界大戰當中中國人民了解了日本的冒險性，美國應該也了解日本的冒險性。他認為，冒險性和憂患意識是日本民族意識當中一個銅板的兩面，憂患意識可以轉變成冒險性，冒險性又可以根植於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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