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有四個方面，第一個是產權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第二個就是能不能有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投資總是要有回報的。第三個就是政治環境是不是穩定，因為經常會出現政府更迭，後面的政府不認前面的帳，前任政府說的話後面的政府就不管了。第四是政府應該有適當的支持。
李揚通過觀察分析發現，世界各國做的都不算好，比如PPP，中國也曾經寄望於用PPP解決問題，但是在中國PPP被老百姓說成是“騙騙騙”。我們PPP項目已經很多了，因為中國是新興經濟體，我們從別的國家學習，我們覺得很好，但是不怎麼好，在別的國家其實也沒有特別成功的經驗。
他介紹，中國有國家開發銀行，他們自己還創造出了一個詞叫開發性金融，就是綜合開發的概念。把賺錢的不賺錢的，什麼東西都打包，成為一個整體來推進。中國這方面是很多地方比較成功的，根據中國的金融改革方案，下一步我們基礎設施領域、城市住房領域和城鎮化領域建立長期基金機構，運營起來有一些問題就可以回避，比如長權問題，商業可回避問題、政府支持問題，這個能夠有效回避。中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上，很多也用的是長期信用機構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投資的方式這可能還是一個探討。
李揚認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經濟獲得很大的發展，其實相當程度是歸於私人資本的發展，這是個事實。中國政府其實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所有領導人講話和法律文件中都反覆強調這一點。但是，事實上其實執行得不好，人們總覺得我把自己的資金放給國有企業，在政治上比較安全。我想這個應該理解。但是這種情況在糾正，他認為在今後的這幾年來大家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支持私人資本發展的政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經濟的活力是肯定能夠保證的。
關於風險問題，李揚補充道，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人口問題，人口的老齡化，人口的參與率過低，撫養比太高，這是各國真正的問題。所以他經常和外國朋友說，你們分析中國現在你們說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其實都不是問題，中國在十幾年裡基本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是十幾年後中國人口真正開始老齡化，而且中國積累的退休金沒法覆蓋的時候，那是真正的問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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