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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發展”是過去八年兩岸關係發展演進的主要特徵。 |
中評社╱題：“民進黨重返執政與兩岸關係的轉型：從功能交流到政治干預” 作者：鄭振清（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台灣研究院副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兼任研究員，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6月號（總第222期）。
“和平發展”（Peaceful Development）是過去八年（2008.5-2016.5）兩岸關係發展演進的主要特徵，這一點在海峽兩岸殆無疑議。兩岸紅藍綠三黨雖然立場各異，矛盾重重，但都表態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美好概念。不過，在多種先天的政治經濟條件的約束之下，兩岸三黨對“和平發展”的立足點、側重點和發展願景卻各有不同，為兩岸政治經濟的互動埋下了不少隱患。因此，即便未來的曆史學家將兩岸關係發展曆程中這段寶貴的八年冠名為“和平發展時期”，概括其推進經濟合作、擴大社會交流、維持“外交休兵”等功能性交流成果，也不能掩蓋其間兩岸政經分離、國家認同沖突等深刻的問題。
本文簡要分析“兩岸和平發展”從理念到實踐的貢獻，透視其新功能主義的內涵及局限，同時探索今後兩岸關係中“政治干預”增強的趨勢。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從理念到實踐
1985年3月，鄧小平首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兩大全球性戰略問題”，此後，“和平發展”論述主要使用於中國的對外政策與國際形勢分析上。在兩岸關係領域，大陸首次提出“和平發展”論述是2005年4月“胡連會”公佈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但由於當時國民黨只是在野黨，“胡連會”建立的“國共論壇”只是就推動兩岸經貿文化聯系提出倡議。2007年10月，“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寫入中共十七大報告。從此，國際事務上的“和平發展”、兩岸關係上的“和平發展”與國內的“和諧社會”建設構成了當代中國的“三和”戰略，代表了當代中國領導層整合內政、外交與兩岸的新的政治觀和價值觀，是一種以“發展”為核心、以“和平”為基礎的新政治經濟秩序。這是自十八世紀末清朝乾隆皇帝以來兩百餘年所喪失的整合內外兩個大局的系統性思維。
2008年底，胡錦濤對台六點講話標志著國共兩黨同時以兩岸執政黨的身份攜手啓動“和平發展”的實踐進程。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八年來，馬英九總統和國民黨高層承認“九二共識”，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基於此兩岸官方不斷推進各項交流協商與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蔡英文和民進黨發言人的口徑一般為支持“兩岸和平穩定發展”，近年來則主張要“維持（兩岸）現狀”。
兩岸和平發展從政黨理念論述到兩岸政治經濟社會實踐的展開，是有曆史背景和現實政治經濟基礎的。對大陸來說，阿扁時期兩岸關係的曲折教訓表明，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實現“和平統一”，必須要有一個以“爭取台灣民心”為主要任務的過渡時期，此即“兩岸和平發展”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大陸必須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排除台獨分裂勢力的干擾，描繪出務實的兩岸經濟社會文化合作路線圖。“爭取台灣民心”這個主要任務的具體內涵為：在兩岸共同發展中厚植共同利益，同時促進兩岸社會、文化和教育交流，不斷積累政治互信，不斷增進共同的國家認同。
兩岸交流：新功能主義內涵及其薄弱環節
2016年是一個轉折，馬英九總統謝幕，蔡英文上台。兩岸和平發展的八年進程中，既有成果，也有局限和不足，有必要進行系統分析。近年來，源自歐盟形成過程的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和“統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常被學者運用來概括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其主要內涵是指通過跨國/跨境的經濟技術交流合作與“外溢”效應，發揮政商精英的引導力，促進跨國/跨境職能部門的合作與政策協調，最終形成政治共同體，建立某種超國家機構。八年來，大陸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原則，與馬英九總統當局達成“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協商工作模式。兩岸通過海協會、海基會協商簽署了23項協議並達成多項共識，實現了“三通”、ECFA和經濟合作制度化，建立起國台辦和陸委會的職能部門直接交往協商，並且在2015年11月實現了“習馬會”，成為六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些成果都被認為是符合統合論的理論預期的，因此驗證了統合論的適用性。根據2015年杜克大學和政治大學合作開展的“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問卷抽樣調查，台灣民意“支持”和“非常支持”在“一中各表”的原則下推進兩岸交流的比例合計達到53%（參見圖1）。而且，在2015年11月初台灣選戰激烈的時期，表達應“加強與大陸的經貿聯系”的抽樣比例達到42%，遠大於28%的主張“降低與大陸經貿聯系”的比例（圖2）。另一方面，大陸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學者和研究人員雖然不像有的台灣學者（特別是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亞中教授）那樣系統地從事“兩岸統合論”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倡導，但是據訪談瞭解，很多人還是認可借鑒統合模式的，並視之為促進國家和平統一的可行路徑。
不過，倡導“兩岸統合、一中同表”的原國民黨參選人洪秀柱在選戰中途遭到同黨撤換，而民進黨蔡英文雖然提出“維持現狀”卻不願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打擊了兩岸統合的現實進程和理論探索。台灣的政治現實說明，源自歐洲經驗的統合論與兩岸關係現實存在著較大落差，特別是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大幅落差。二戰後歐洲國家的統合，是在基本消滅重大安全威脅之後，通過逐步讓渡主權推出共享的利益政策，促進各國的協同發展，並且在維持各自國家認同的基礎上，形成超國家的共同的歐洲認同。在歐洲統合過程中實現的兩德統一，是外部因素（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和內部因素（西德維持對東德的經濟優勢、民族認同和制度吸納）共起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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