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還沒有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出口到歐洲及美洲市場的產品占總出口額的40％，過去香港製造業發展良好，就業人口就達到100萬人。現在，內地占香港出口的50％，特別是出口和轉口，而歐美現在只各占到5％左右。所以，目前貿易關係已經改變，隨著中國內地轉口貿易不斷發展，香港的份額雖然減少，但還是維持著相當高的水準。
面對這樣的市場調整，香港有能力去應付。新加坡和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不需要向他們學習，雙方的危機感和挑戰都是不同的。
中評社：7月1日之後，您認為香港在哪些領域需要加強？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您如何看待這兩項重大決策？
劉佩瓊：香港政治的架構很難有所突破，因此我認為要加強香港與內地更為直接的交流合作，要讓香港民間真正認識到國家的發展情況。過去，我也提了一些意見，在管治香港方面我認為國家做的不夠。
為什麼這麼說？香港回歸是政權的轉變，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夠體現國家對香港管治。我也曾經提出意見，大英帝國殖民時期，英國有許多大學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高層次學科、機構，比如倫敦大學的亞洲非洲學院（SOAS）。但目前內地有許多研究人員，對香港的認識不足，駐港人員來香港幾年就回去，根本對香港所知甚少，瞭解的也不全面。與當年英國官員多研究中國或香港出身，來港後積極學習廣東話，甚至客家話、福建話，相去甚遠。
我認為國家視香港不應該為統戰對象，香港人也是國家的公民，應該要賦予香港人公民的權力和義務，比如到內地參軍、參政等等。也可以讓香港本地的優秀科研人才，參與到國家的尖端科研專案中去。
第二，要在香港本地培養治港人才，沒有一些本地的人才從政，無法令本地選民信服。如果只將香港視為統戰對象，特別是大資本家，這是錯的。國家不缺錢，缺的是香港本地的人才。在香港，每個選民都只有一票，應該要做好選民的工作，爭取最多的人，而不是某幾位名人，拿到最多選民手中的一票才是目標。
我們一定要從過去的舊思維中跳出來，到更高層次去探討研究香港的管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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