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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煌雄（左一）與柯文哲（左二）、林佳龍（右一）合照。（中評社 蔣永佑攝） |
中評社台北9月11日電（記者 蔣永佑）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研究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10日舉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邱士杰發表“待機和徬徨：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左翼”論文指出，台灣在皇民化到二二八的20年間，台灣左翼份子、主要為台灣共產黨受到日本共產黨影響，面臨“轉向”的兩面煎熬。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以二二八受難遺族身分出席，台中市長林佳龍也出席今天的研討會。
邱士杰指出，1930－1940年代的20年間，台灣左翼份子的思想，主要呈現待機與徬徨一體兩面的狀態，在台灣左翼份子撼動不了形勢，只能在徬徨不預期地遭遇機會，面臨是否選擇“轉向”（思想上的變節）、如何在“輿論一律”的戰時環境中生活、如何看待突如其來的祖國復歸，以及共產黨如何在戰後重建自己與組織間的關係。
1927年1月發生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被視為台灣島內左翼浮上檯面，當時的左派領袖連溫卿率領“無產青年”奪取了文協領導權，將文協左轉，之後又與“農民組合”的楊逵密切合作，因此連、楊成為當時台灣左翼代表人物。
1928年4月台灣共產黨秘密成立後，與島內其他左翼勢力競爭，後來在1929年台共將連、楊兩人逐出文協等組織，實現了台共對文協和農組的直接指導，但儘管台共盡可能地統合台灣島內社運力量，但隨即面臨崩潰的命運，1931年3月黨員趙港被捕，讓日本總督府大量逮捕台共黨員。
1933至1934年，日本當局開始審判台共被捕黨員，但發生在1933年6月7日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佐野學與黨中央委員鍋山貞親在獄中共同發表“轉向”聲明，大大影響了日本、台灣和朝鮮的社會主義運動，使日共遭受比黨員被捕或組織破壞更嚴重的打擊，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對青年的影響力大為下降，黨員也紛紛宣布“轉向”。
所謂“轉向”，就是日本共產黨建黨元老、委員長山川均於1920年代初期，認為共產黨不符合日本運動現實，因此以聲明提出“方向轉換”的政治訴求，要求日本左派須主動介入現實政治，不要再搞秘密地下活動，並通過工會等組織擴大日本工人的統一戰線，隨即獲得基層廣大回響。
這個效益隨即擴散到正被台灣總督府肅清台灣共產黨員並產生分裂，當時46名受審的台共份子中，4名黨內幹部頑強拒絕轉向，3人似乎轉向，39人全部轉向，最後幹部也先後聲明轉向而獲得減刑。
但邱士杰表示，“轉向”在1949年後逐漸成為大問題，因為當初由日共帶領的舊台共，內部恩怨矛盾始終未解，於是流亡中國大陸的舊台共便不斷升高彼此的鬥爭，進而迫使每個人“轉向”的過去不斷被翻出，以悲劇性的方式去檢驗忠誠，對1930－1940年代台灣左翼份子，尤其是舊台共來說，幾乎都以各自的餘生面對“轉向”帶來的“忠誠”和“對過去的回歸”間的複雜互動，並在這種互動中不斷付出代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