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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馬會”創下兩岸關係新範式。 |
中評社╱題:“習馬會”成果的深層解析 作者:黃嘉樹(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萬眾矚目的“習馬會”圓滿落幕了。回想22年前,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汪道涵先生開場白的第一句話是轉達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對台灣領導人的問候,辜振甫先生聽後默然不語,下來後他對汪老抱怨,認為這樣的問候與雙方商定的會談只是“民間性、事務性”的定性不符,所以只能裝作沒聽見。22年之後,又是在新加坡,兩岸在職的最高領導人直接握手、相互問候,共進晚餐、面商國是,這是多麼巨大的飛躍?其間又經歷了多少風雨、克服多少障礙,想來真令人感慨萬千。
人們對“習馬會”有很高的期待。坦率說以今日的島內政局和馬英九總統的困境,要滿足人們的期待真是太難了。然而“習馬會”不負眾望,在非常複雜和多方角力的條件下,仍然交出了一張亮麗的成績單。
為和平發展提供更強有力的保障
它實現了兩岸在職的最高領導人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會晤,將兩岸直接交往的層級提升到新高度。從長遠的戰略佈局論,這可能為兩岸關係提供一條全新的而且是最高級、最有效的溝通管道,為和平發展提供更強有力的保障。
從近期對島內政局的應對策略論,這對民進黨“維持現狀”的主張形成尖銳的挑戰。蔡英文攻擊國民黨“把兩岸關係變成了國共關係”,這本是歪曲事實的謬論,但以往兩岸政界的高層會晤只限於以國民黨為本的藍營人士,而且全是退下來的“非官方”人士,這種實例使不少人感覺蔡的說法似乎“也是那麼回事”。“習馬會”一出,蔡的這套說法就完全破功了,因為馬英九總統現今並不是國民黨的領導人,他是以“台灣領導人”的名義與會,幫他操辦此事的不是國民黨而是政府的“陸委會”,而且馬不是一般的“高層”,他是職級最高的台灣民選領導人,又是在合法任期內。以前蔡英文可以說“九二共識是國共之間的共識,民進黨不認賬”,這還能唬住一些人。但現在馬英九總統是以“領導人”的身份同大陸達成“繼續堅守九二共識、鞏固共同政治基礎”的共識,這樣“九二共識”就不僅是國共之間的共識,也是兩岸官方的共識,它毫無疑問是兩岸關係“現狀”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民進黨真要“維護現狀”,那就必須接受“九二共識”,否則就必須承擔“破壞現狀”的罪責。
建構出“上下有別”的官方交往模式
和平發展一定是循“從經濟到政治”、“從民間到官方”的階梯向上登攀,“習馬會”特別強調“兩岸領導人”的名義和身份,就是要凸顯這是一次官方行為,而且是最高級別的官方行為。但台灣問題的弔詭之處就在於按照“一個中國”的原則,哪一方都不能完全承認對方的“官方合法性”,於是在“習馬會”的商議和操作過程中,就發展出一套“上下有別”的方式,即在“陸委會”和國台辦的層級,雙方主管互稱官銜,就“習馬會”的時機、地點、議題、流程等問題面議;在“習馬會”上還當場敲定先在這個層級建立首長熱線。但上升至“領導人”的層級,則雙方商定見面時不互稱官銜,只互稱“先生”。大陸方面的張志軍主任明確指出這種“上下有別”的安排是要體現 “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方面則認為兩會主管層級的“互稱官銜”是體現“治權互不否認”,而最高領導人層級的“互稱先生”是體現“主權互不承認”。雖然台灣方面的解釋回避了“一中”,但“主權互不承認”的目的也是要防止兩岸關係變成兩國關係;馬英九總統在“習馬會”前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得更清楚,當有記者指著他胸前佩戴的中華民國徽章,問他是不是要帶這個徽章去見習,馬答道:“我不會戴。因為如果對方也戴他們的徽章,豈不變成「兩國”?可見馬之所以同意使用“領導人”的名義和接受“互稱先生”的方式,也是為了維護“兩岸同屬一國”的法理。
其實對“互稱先生”馬英九總統曾有一個接受——動搖反復——再接受的認識過程,所幸他最終還是接受了。今後隨著和平發展的深化,兩岸的官方關係也會隨之發展,理想的目標是要讓領導人會晤常態化,這個理想目標能否實現,前提之一就是看這種基於“兩岸同屬一國”的法理而設計出來的“上下有別”模式能否繼續被台灣的領導人接受?
擺脫事務性經濟性和政治性界限
務實處理緊要問題
習馬會沒有像以往的兩岸談判那樣,設置事務性、經濟性和政治性的分界線,兩位領導人所討論的問題明顯已跨入政治領域。
台灣陸委會的前任副主委張顯耀批評馬英九總統的談判陪同人員中沒有經貿專家,但雙方似乎商量好似的,誰也不去強調此次會談的政治性。這預示著今後的兩岸談判可能不再死盯著“先經後政”的順序,甚麼問題好解決就先談甚麼,或者甚麼問題重要但雙方在這問題上誤解較多,那就先談這個問題;馬英九總統從“習馬會”開場時的致辭、到閉門場合的發言、再到記者會上答問、乃至在返程的飛機上,反復多次地談到“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為證明自己的說法還專門準備了很多剪報資料。其實他無意中創下了一個先例,即一個問題如果重要,即使它是政治議題,也必須優先同大陸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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