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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成功的要素，就在於‘一國兩制’成功，要證明‘一國兩制’能夠令香港社會更加繁榮，同時有能力為國家作出貢獻，甚至令香港臨近地方的經濟發展亦受惠。”（中評社 莊恭誠攝） |
中評社記者：可否談談那兩天的情況，您之前見記者時亦講過，你們的同事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梁君彥：因為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第一次宣誓有議員未能完成，那麼應如何處理？過往兩位立法會主席，都容許未完成宣誓的議員，如果要求再次宣誓，那就可以再次宣誓。這樣的話，即使受到司法覆核，起碼做到了程序公義，這是其中一個考慮。法律意見也很清楚：有關議員的言行是不對的，不過出於程序公義的考慮，應該妥當、穩妥地給多一次機會。
為了得出這樣一個意見和決定，同事要找很多文件，看包括香港和英聯邦的案例以及處理方法，最遠甚至參考了19世紀的案例，因此整個決定不是簡單參考香港過往的情況。這是普通法的問題，處理方法要符合普通法的程序公義。整個決定花了功夫，不是草率的。
到了人大釋法的時候，我們也從中國法律的角度分析，知道釋法內容很清晰，立法會和法院將來都可以並且要遵從釋法內容和《基本法》相關條文。
中評社記者：作為立法會主席，您仍是新人，由之前宣誓的情況，到後來人大釋法，一系列事件是否意料之外？在整個過程中，回想起來有無得到一些經驗或教訓？
梁君彥：其實為什麼秘書處在宣誓之前給了議員三份文件，提醒他們要依照法例宣誓。我們知道一定有司法上的挑戰，但是不知道會到什麼程度，例如引起人大釋法，當然是想不到的。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妥妥當當、妥妥善善、一步一步去做，並且是基於法律的依據作出決定，我們覺得這樣是妥當的。
如果說再做一次，還會是這樣，有什麼其他的可以做呢？除非可以預知部分議員的宣誓言行，那可能就要麻煩人大提前釋法了，當然這是不可取的，不應該有那些不合規矩的宣誓。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之中的過程，你剛好在那個位置上，那就尊重這個歷史的選擇，關鍵是做足適當的功夫，沒得後悔或不後悔。你處於這個位置，要做一些事，就是這樣了。
中評社記者：今次釋法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宣誓如果違規，監誓人有權決定，以及在法律上不會有第二次宣誓機會。在您看來這是不是重要的釋法觀點？這方面對於立法會來說，是否已解釋清楚了？
梁君彥：這個解釋當然是清楚了。但是我覺得，這些都要香港本地的法庭作出裁決。有了案例，將來處理時會容易很多。
宣誓的時候，立法會秘書長做監誓人，那引申出來的問題就是，秘書長是受薪職員，而被選的議員是有選票的，秘書長只是在宣誓的時候有權接受或不接受，之後有任何法律爭議，仍然需要法庭來判決。例如某位議員的宣誓適合與否、應否被接納。
究竟監誓人的權力有多大，真的需要法庭去通過判決進一步釐清。所以唯一一件事，就是你妥妥善善、不要做額外的言行、根據法例要求去宣誓，就不會有事。
我們有五十多位議員同事，在宣誓這件事上是完全沒事的，有三、四位是無心之失，以我們的理解都應該沒事。其他還有十幾位有不同程度的違規，今次要看看法庭的判決如何，將來就可以有清晰的參照。
關鍵是，如果大家都像那五十多位合乎法例要求的議員宣誓，那又怎麼會有事呢？大家要尊重選民，也要尊重《基本法》、尊重“一國兩制”。
所以回到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上，有因和果的分別。五十多位議員當中，亦有不少泛民議員，他們可能對政府有很多不滿，但是他們仍然尊重“一國兩制”、尊重自己作為議員的身份、尊重選民、尊重宣誓的場合和法例要求。這樣就不會有事。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行政立法關係轉差，是因為宣誓風波。但是宣誓風波只涉及一部分議員，你也說泛民當中很多都符合規矩。那麼會否因為宣誓風波引起司法覆核，導致部分議員對政府更加不滿？
梁君彥：當然這件事是一個引發點。非建制派和政府的關係，長期都是很緊張的。開頭當然因為宣誓風波，雙方的關係更加對立。所以可以見到，開頭幾星期的混亂場面，有非建制派議員用人鏈護送梁游進入會議廳。當後來二人很不適當地衝擊，其實非建制派亦跟他們“割席”了。也就是說，當他們覺得無法利用這件事發揮，就馬上不再去做了。
所以我覺得，行政立法關係需要一段時間改善。我經常跟泛民同事或公開講，其實大家被選舉出來，都是為了市民做事，縱使有很多對政府的不滿，有很多對政策的不滿，但是其實有很多政策是市民所急的，是市民所需要的，大家和政府亦都不一定是南轅北轍的，例如教育問題、老人問題、醫療問題、住屋問題、青年問題等，部分議題雙方一定有共通點。為什麼不能大家一起去做，或者向政府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而政府得到不同派別的支持之後，大家便可以做快一些、做好一些。
的確，政府有一些工作會做得不好，那對於為什麼做得不好，各位議員也可以一起好好討論，就政策的細節和落實提出實際的建議，重要的是能夠幫到大部分市民，而非把利益歸於一小部分人。
希望大家能夠多些坐下來溝通，多些把市民的民生福祉放在第一位，而不要凡事總是反對，不要為了政治而政治，而是要顧及民生的需要，在這樣的心態之下，才能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中評社記者：非建制派的講法是，對於現在的政府，他們是不信任的，您覺得現時行政立法關係欠佳，政府是否需要負上責任？
梁君彥：回過頭來說，回歸至今歷屆特區政府，有哪一屆政府得到泛民或現在的非建制派認同？如果非建制派不改變思維，你以為下一屆政府上台之後，行政立法關係就能改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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