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表示，這一政治再承諾有效回擊了香港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對“一國兩制”的唱衰和污名化，也進一步澄清和證明了中央在香港政策上的基本立場和方針。香港近些年的制度變化及外國勢力的干預和制裁，對香港和內地共同堅持“一國兩制”都造成一定的觀念和政策信心的衝擊甚至動搖，民間甚至出現了對“一國兩制”前途的嚴重誤解或信心不足，習主席的講話屬於一錘定音，可以統一民眾認識，維護“一國兩制”的民意基礎和堅定的方向感。
田飛龍續指，“一國兩制”上半場的實踐基本面是成功的，香港繁榮穩定、法治體系、國際地位以及對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杠杆與平台性貢獻是有客觀事實和依據的。但“一國兩制”內在的制度漏洞和面臨的內外挑戰也是客觀的，甚至是嚴重威脅性的。中央負責任地進行制度與政策的檢討和更新，引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全面準確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和支持香港選舉產生愛國者管治團隊，為“一國兩制”下半場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和管治能力基礎。
田飛龍說，“一國兩制”是一場偉大的制度實驗，從國家範疇而言是和平統一與現代化的有機結合，從世界體系而言是以和平發展為核心價值探索一條以非冷戰方式溝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實踐道路，並在長期的共存發展過程中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合理、科學要素的吸納轉化能力，由此奠定中國既融入世界體系、又參與和推動世界體系內在結構改良與更新的負責任世界大國地位與形象。
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的下半場，必然是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更加有機結合的制度體系生成過程，也是香港之國際角色與特區角色以融入發展方式增量建構的過程，更是以香港為平台促進國家更高水平改革開放和更高質量創新發展的過程。改革開放不變，融入世界體系不變，和平發展道路不變，社會主義主體制度及其優越性不變，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建構不變，“一國兩制”下半場就不會變。這是中央再次政治承諾和立場背書的深層次國家理性和發展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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