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多元性不足當然是制度造成的，一方面因為提高了門檻。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就有很多人參選，宣誓的時候又被DQ（Disqualify—取消資格）掉了。這是制度性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光譜向愛國者這邊集中。
另一個原因是新制度落地之後，香港反對派的基本盤整體上沒有能夠完成一個制度性適應，即轉化成忠誠的反對派，他們沒能夠改造自己，重新進入這一場民主政治遊戲，所以未來的投票率可能是會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比例，比如可能相比以前的制度結構之下偏低。但這個偏低一方面是這個制度變了，另一方面是反對派轉化成忠誠反對派的過程失敗了，所以更多的責任其實是反對派沒有轉化好。新制度落地之後，在嘗試實踐的時候，各方都在觀望，都在磨合，以至於沒有產生一個積極的互信所造成的結果，我們是要客觀的去面對和理解。
但另一方面多元性相對削弱，並不影響競爭性，競爭甚至會更加激烈。
原因是：一方面，這一次的內部競爭協調，或者說選舉的協商過程當中的競爭非常激烈，在哪個界別或者哪個選區，什麼人出選、出戰，誰要放到選委會界別40人裡面，誰放到功能界別，然後誰放到地區直選裡面，在建制派的陣營其實是比以前要更加激烈，選舉協調更難，這個時候選舉協調難造成了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就是建制派的候選人要充分表現自己是不是一個賢能的愛國者，或者說夏寶龍主任講的“堅定的愛國者”，內部協調可能沒有選民投票的介入，但是它是在一個更受限的範圍裡的政治競爭，競爭可能會更加激烈，因此使候選人總體上要優於以前的選舉格局。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每一個地區直選區域跟功能界別都出現了一些中間派跟非建制派的身影，他們雖然總體綱領是偏溫和，但是他們本身會在香港成為吸納和承載非建制選民基礎的一個主要力量。一個鐵杆的反對派選民看著名單上的這些人也許都不想投，但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可能傾向於投給那些不是明顯的建制派的人，於是那些中間派和溫和派，在這一次有可能成為選舉的一個最大的贏家。這個其實是一個制度改變之後，政治生態適應性變化一個正常的過程。
新選制下第一次的立法會選舉結束後，無論是投票率還是最終當選者，會構成一個新的政治生態，其實會給香港的選民以及香港一些持觀望態度的、懷疑這個制度的、比較猶豫的競爭者一個信號，即這個制度其實是鼓勵不同立場但是能夠在愛國問題上取得一致和共識的人來參與遊戲，並且有很大幾率勝選的。
當他們看到那些非建制的候選人也有機會勝出競選，並且他們也能得到選民的支持的時候，我相信未來有一些比如說立法會在補選，或者說下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就會有更多人去參與。
這其實是一個新的選舉制度跟社會人心重新結構性磨合過程，但是我們很難期待它在第一次磨合的時候就會表現的那麼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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