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海圍繞釣魚島問題,安倍比前任更加強硬,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成立奪島部隊,與美國強化“共同保衛”釣魚島軍事機制,大幅度充實和增加面向東海的海陸空自衛隊常規及機動兵力。從某種程度上說,安倍正是在第二個任期內實際上大大加強了和中國的冷軍事或准軍事對峙。
在所謂的南海劃界問題上,日本作為在二戰時曾經非法侵占過南海諸多島嶼的域外國家,安倍執政期間的表現令人失望和警惕。
在中日經濟合作方面,安倍在首相任期內積極參與美國主導針對中國“一帶一路”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經濟協定”TPP。特朗普上台美國退出TPP後,日本不惜主動挑頭立了CPTPP,這不僅是針對“一帶一路”,試圖在亞太地區從經濟上孤立中國,也在某種意義上是企圖對衝中國在WTO、APEC及G20的影響力。
綜上所述,安倍在任前期,對華關係上是以負面為主的。
安倍可謂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人物,這也是日本學術界和知識界普遍對他的評價。我們通常把右翼視為一個負面詞匯,但其實這是一個學術詞匯。安倍頑固堅持其右翼史觀,長期直接或間接參拜供奉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否認對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侵略性質,否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否認日軍慰安婦性奴政策,極力推動日本擺脫二戰戰敗國的束縛,修改或制定強化國家機器的法律法規,把修改和平憲法作為自己最大的政治目標步步為營地予以推進。這些本質上是錯誤的,也是我們堅決反對的。但從政治學意義上講,安倍可謂是一個有明確政治理念的理想主義者,這是他與一般的政客的區別。
安倍在執政後期,也就是2017年以後,則更多地表現了他作為現實主義者的另外一面。最突出就是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上所表現出來的國家利益至上。在此前提下安倍展現了非常靈活、柔軟甚至屈尊的外交風格。從客觀現實上看,中國不可阻擋的發展勢頭及對日本國家利益的攸關影響,形格勢禁地決定了安倍執政後期作為強勢首相,以高端政治引領的姿態,為改善中日關係切切實實做了一些有益的好事,我們對此應該給予積極肯定評價。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日關係改善最大的背景不是日本,而是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和強大迫使日本不得不與中國合作,迫使日本不得不改善中日關係,當然有人也可以不這麼做,但安倍是現實主義者,他看到了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從否定“一帶一路”到日本借“第三方合作”為名實質性地參與“一帶一路”,是安倍典型的現實主義價值取向所為。
總之,安倍首相作為日本憲政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同時也是作為一個以首相官邸為國家執政中心的強勢首相,他在中日關係上的一些積極的做法,對後來者應該有一定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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