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1日電／西班牙《經濟學家報》網站4月13日發表了德國安聯保險公司首席經濟顧問穆罕默德·A·埃裡安的文章稱，人口老齡化、不平等加劇等結構性通貨緊縮力量正以不太直接的方式削弱增長。歐洲已感到自身難以脫離緩慢增長，人們擔心美國同樣不能避免這個問題。
文章稱，西方一直認為“日本化”是不可能發生在西方經濟體的，美國主要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經濟增長疲軟、通貨緊縮和長期低利率相混合的威脅出現，政策制定者能提供應對手段。他們毫不猶豫地建議日本人採取大膽措施幫助經濟走出沉陷數十年的泥潭，“日本化”被認為是政策不善的後果，是可以避免的，而非必然。
然而現在“日本化”的幽靈正籠罩著西方。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和美國的復甦比大多數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預期的更為緩慢和缺乏包容性。而最近，歐洲和日本已經感覺自己無望實現“逃逸速度”，因而難以脫離增長緩慢和持續通貨緊縮壓力之下的“新常態”。有人擔心，美國同樣不能避免這個問題。
文章稱，特別是歐洲再次出現令人擔憂的區域經濟放緩。增長預測一直在向下修正，歐洲央行已經承認，早期對於實現符合目標的通脹的樂觀預期是錯誤的。與此同時，日本的名義增長率、通脹率和利率持續在低位徘徊的時間已接近40年。而在美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擔心即將出現經濟放緩。
是過去那些低估“日本化”威脅的西方經濟學家過於天真了嗎？是，也不是。今天對“日本化”的擔憂源於對結構性通貨緊縮力量的合理擔憂，這些力量可能直接和間接導致更低和更少包容性的增長。這些力量包括人口老齡化、（收入、財富和機會）不平等加劇、大部分人口對社會和經濟缺乏安全感以及對機構和專家意見喪失信心。
文章稱，隨著上一次金融泡沫之後企業一蹶不振，這些結構性因素導致需求下降、風險厭惡情緒而不是分散風險以促進增長的情緒增加。
增長被以不太直接的方式削弱。例如，持續低利率影響金融體系的制度完整性和運營效率，從而減少銀行信貸並限制保險公司可提供給家庭的長期產品的範圍。
文章認為，另一個間接施加影響的因素是對未來的期望。低增長和低通脹的時間越長，家庭和企業就越傾向於推遲消費和投資決策，從而進一步延長低增長和低通脹期。西方經濟學家最初低估“日本化”的威脅，正是因為他們將這些直接和間接因素最小化甚至忽略。
文章稱，即便如此，這些經濟學家也沒有說錯，他們說政策可以在宏觀經濟結果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特別是當結構性力量被過度的周期性調整放大時，就像1989年日本的情況那樣。問題是他們過於關注貨幣政策，同時過高估計其有效性。面臨“日本化”風險的國家需要更廣泛的政策組合來解決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的問題。
因此，對付“日本化”的最佳保護措施是出台國家、區域（歐洲）和全球層面的供需結合的綜合措施。在財政空間充足的國家，這可能意味著更靈活的政府預算和更多提高生產率的投資，例如對基礎設施、教育和培訓的投資。在一個缺乏訓練有素工人的國家，增加合法移民和有利於促進勞動力流動的政策可以幫助縮小缺口。
文章指出，此外，這些政策應該伴隨著對最弱勢群體的更有效保護，特別是在健康、培訓和再培訓方面。如果沒有更好的政治領導和更清晰的全球政治互動，這些願景都是無法實現的。
文章稱，“日本化”為西方經濟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提供了尚未被吸取的三個教訓。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迅速採取措施扭轉低增長、通貨緊縮和零利率的結構性壓力；其次，非常規貨幣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僅有它們顯然是不夠的；第三，在設計整體性的政治決策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障礙更多是政治性而非技術性的。
（參考消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