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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講述甲午戰爭戰後50年的台灣（中評社 張爽攝） |
從據台之初開始，日據當局在台灣推行“內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即“去中國化”，無微不至，並且無所不用其極。1937年，日據當局的總務長官森岡在講話里說：“為使本島人與內地人無所差異，實質上需要具備皇道精神，俾使對事物之想法，與內地人趨於一致。又在形式上，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形能與內地人無差異為理想。即在精神、形式與內地人相同，始能謂完全日本化”。森岡的講話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可視為日據當局發動“皇民化運動”的動員令，其“理想”即目標是：在“精神”和“實質”上，使得“本島人”即台灣人“具備皇道精神”、對事物的看法（包括對戰爭的看法）同“內地人”即日本人趨於一致，精神與外形“完全的日本化”；第二部分則是對1895——1937年間，日據當局“去中國化”的階段性評估，“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在“外形”或“形式”上與“內地人”即日本人“無異” 。我所見日據當局印發的各種版本的《皇民化讀本》都收錄了森岡的講話。當然，入日本籍也是日據當局“去中國化”的步驟。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據當局於1896年8月20日發布《有關台灣住民之國民身份令》，規定1897年5月8日前“末離開台灣總督府管轄區域以外之台灣住民”，即“被視為日本國臣民”，亦即被動地喪失中國國籍、被動地取得日本國籍。
對於日據當局“從語言開始”的一系列“去中國化”步驟：講日本話、改日本姓名、隨日本風俗、從日本習慣、入日本國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國意識，台灣人民採用各種方式，步步為營，步步扺制。譬如，針對日據當局用日本話取代中國話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灣民間曾廣設教授漢語漢文的“書房”（也稱“書館”），洪棄生就曾以開館授徒為業，其書館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餘生徒”的規模。當日據當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緊：從管制、限制到禁止漢語漢文教學，日據當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緊：從籠絡到管制台灣文人的文化活動。但是，台灣文人應對有方，他們利用侵台日吏對於漢詩創作的政治考量（籠絡台灣文人）和文學興趣，參與日人的詩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詩社，延長了日據當局文化籠絡政策的時效，縮減了日據當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實效。
1911年，梁啟超到台遊歷，對台灣各地“所至有詩社”的情形印象深刻，這種情形到日據末期也不曾稍改。台灣文人悲憤地說，“特借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延一線斯文於不墜”也。
記得兩年前、也是在北大。我還指出：在《馬關條約》之割地條款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美麗土地上的台灣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 《馬關條約》簽訂後，時論乃以“國家喪地之悲” 為主軸。 譬如，後來曾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筆述和經學教員的林紓，於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廣文遺詩序》 ，其文謂：“集中作，在台灣時紀行攬勝為多，皆足補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台灣今非我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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