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5日電（作者 汪毅夫）眯著眼睛想念照片上北京大學古香古色的校門，眯著眼睛想象長大後北大門下大模大樣的我，乃是本人小學時代、初中時代最常溫習的功課。
初中畢業那年是1966年。還沒開始長個子，還沒進入青春期，但我已經能從詩句里品味辛酸的滋味：“我的青春才鮮艶不久，就遇著了過早的風暴”。此後是三年“停課鬧革命”的賦閑時光，六年“接受再教育”的農耕生活和三年扛包打工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經歷。那些年里，不快樂的事兒挺多，最不快樂的事是：1973年，福建師範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我有了上學的希望，但在“政治審查”的關口上失卻了上學的機會。
恢復高考制度的那年是1977年。我一口氣在“升學志願”欄上填了三個“福建師大中文系”：為了福建師大曾經給予但又暫時收回的知遇之恩，為了得而複失的上學機會和失而複得的上學希望。此後是近十年的校園生活、近十年的學者生涯，以及近年改換的新的工作。這些年里，快樂的事兒挺多，最快樂的事是：1983年娶了漂亮的太太，1985年有了可愛的女兒。
經歷了生活的種種磨練，我心中的“北大情結”更加濃烈。我不敢走近、更不敢走進北大那古香古色的校門，即使人在北京，即使人在夢中。當我寫作《北京大學學人與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魏建功等“語文學術專家”與光復初期台灣國語運動｀等有關北大的論文，向往北大之情時時來襲。
女兒上初中那年，我同女兒說起這一往事，這一樁往事。我希望女兒考上北大時“領著老爸一塊去”。女兒拍拍我的肩膀說“老爸好可憐，老爸你等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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