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修憲形勢需要
修憲，即制定“自主憲法”是戰後日本自民黨建黨三大綱領之一，但因涉及修改憲法第九條“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並在新憲法中明確寫進自衛隊方案的內容，歷來受到日本在野黨及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但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加及在全球的影響力，一方面，日本政治家認為，日本發揮的作用已不應僅限於經濟領域，而是要成為 “普通國家”即正常國家，具備和其他主權國家同等的基本權利。同時，謀求加強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及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另一方面，美國出於新的全球戰略需要，不斷強化和發展美日同盟關係，希望日本政府通過擴大解釋或另立新法實質性突破集體自衛權禁區等，以滿足美軍在全球的行動需要。因此，和平憲法第九條已經適應不了新形勢的發展，反倒成了實現日美戰略合作目標的桎梏。2012年就任總裁以來，安倍首相挾自民黨連續贏得國政選舉“四連勝”之威，“一強多弱”格局得到持續鞏固，在自民黨內，可謂一騎絕塵，權勢不容挑戰，自民黨政治優勢得到擴大，日本修憲第一次具備了現實可能。但儘管戰後已過去70年，因日本主流政治始終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態度模糊，致使亞洲國家一直籠罩在當年遭受日本侵略的陰影當中，擔心日本軍國主義複活，歷史重演。因此，安倍內閣要想最終實現修憲，還必須不是對抗而是積極改善與亞洲各國的關係，取得中韓等國家對其修憲真實意圖的充分理解，為最終實現修憲戰略目標創造有利的周邊氛圍。
周邊外交受阻，轉而響應中國改善關係的呼籲
特朗普於今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先後簽署總統備忘錄及行政令，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巴黎協定》等，奉行“美國第一主義”，反對多邊主義，拒絕過多承擔全球安全責任等，使日本希冀借助TPP倒逼日本經濟產業結構改革，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並與美國聯合掌控制定地區規則主導權，從而構築針對中國的“戰略高地”的內外戰略目標的實現化為烏有，並對日本整體對外戰略的基礎構成了衝擊。同時，與俄圍繞以經濟合作為切入點換取推動領土談判的目標遙遙無期以及與韓國之間在慰安婦問題上的糾紛遲遲得不到解決，安倍始而開始認真考慮如何與中國改善關係，以挽回執政黨在外交上的頽勢。因此，今年以來，安倍首相不斷對華拋出橄欖枝，先是派出自民黨二把手二階俊博和首相秘書官今井尚哉訪華，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不僅寫了親筆信，還邀請習主席訪問日本；接著又在東京出席世界論壇發表演講，針對“一帶一路”倡議，表示“希望不斷展開合作”，包括後來在舉行第四次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期間會見國務委員楊潔篪、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二次峰會期間與習近平國家主席會談時，安倍都表示日方願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並開展機制性交流，深化經貿、金融、旅遊等合作並探討“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通過擴大青年交流等增進國民友好感情等。但這使我們想起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曾幾何時，2005年4月，小泉純一郎首相明明對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發展中日關係五點主張表示贊同，10月就違背自己的承諾，不顧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去參拜靖國神社；2012年，日本民主黨內閣對中日兩國形勢產生誤判，實施釣魚島國有化，單方面違背雙方就釣魚島問題達成的“擱置爭議”的原則，嚴重破壞了中日政治關係，致使中國方面不得已終止紀念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所有活動。2016年4月，日本故伎重演，外相岸田文雄訪問中國時自稱邁出了“新時代中日關係的第一步”，而在其後訪問泰國時，又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影響力不斷擴大的問題鼓動東盟各國“有必要統一予以應對”，可謂對待中日關係問題，說一套做一套。尤其前一階段，日本又發生了與邦交正常化45周年紀念日極不協調的森友學園事件。森友學園事件的實質，不是首相夫人安倍昭惠是否向這家學園捐款，而是其“旗下”冢本幼兒園讓孩子唱二戰時期的軍歌、背誦效忠天皇的教育敕語、向孩子家長散發仇視中韓的資料等與時代相悖的教育，它說明日本社會的右傾程度遠比想象的嚴重。2016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杭州會見安倍晉三首相時就指出，中方致力於改善發展中日關係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兩國關係現在正處於爬坡過坎、不進則退的關鍵階段，雙方應增強責任感和危機意識，努力擴大兩國關係積極面，抑制消極面，確保兩國關係穩定改善。兩國要管好老問題，防止新問題，減少“絆腳石”。習主席的話闡述了中國對日關係的基本考慮，也對日本的對華態度提出了嚴肅的要求。因此，我們對日本的表現還是要聽其言、觀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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