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追溯到90年代早期，中國媒體是不允許對某些非洲領導人作出任何批評的，”專門從事中國媒體研究的南非金山大學的學者鮑勃•韋凱薩說，“然而今天，雖然不會進行徹底剖析，但中國媒體已不再去躲避這些敏感話題了。”
例如，韋凱薩的研究發現，《談話非洲》節目報道了諸如發生在南非的礦工罷工事件、埃及的政治動亂以及南蘇丹的衝突等爭議敏感事件。
注重“建設性”報道
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中國媒體的既定目標，即提升中國與非洲大陸間的相互認識。而這個目標或許是由那些即使不直接受北京政府審查，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自我審查的非洲記者來促進達成的。然而一些理論學者也指出，這個解讀未免將問題過於簡單化了，并且，以往對於中國媒體進行政治宣傳的批評或許忽略了重要的一點：中國媒體也許從起始階段就有著和西方媒體不同的哲學體系，而不只是簡單地被限制而已。
“西方對於中國媒體的許多認知都只停留在表面，同理，中國對於西方媒體的評價也較為膚淺。真實的情況其實要複雜得多，”中國傳媒大學非洲傳媒研究中心主任張艶秋說。根據她的理論，西方媒體普遍扮演了一種“監察者”的身份，而中國媒體則在做著“有建設性意義的新聞”。
張艶秋解釋說：“‘有建設性意義的新聞’既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但它的目的是為了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個政策是以為非洲大陸帶來一種新的平衡和希望為主旨。在這個主旨引導下的中國媒體還向讀者拋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去幫助他們？’不可否認的是，西方媒體在報道事實，但如果僅僅對事實進行報道卻眼看著它越來越惡化，人們不敢再去非洲旅游，這又對誰有好處呢？”
因此，有建設性意義的新聞是以產生解決方案為標准和基礎的。這也是《談話非洲》節目主持人馬歇爾所認為的中央電視台非洲分台的核心價值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