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平認為,日本敢於挑戰中國的“兩岸關係”敘事,不斷推進“日台關係”的政治化,固然有賴於其政界一直存在反共和敵視中國的右翼勢力推動,但還必須看到“日台關係”新的變量即日本的台灣研究之學術發展和關於台灣認識的輿論轉變。
劉建平提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知識界主流的關心是“中國問題”,即矯正“日華和約”對中日關係的虛構而實現與中國的戰後處理,國民黨政府被認為是“保守反動”的內戰失敗者,台灣也被學術研究回避,基本上處於日本公共論壇的視野之外。
在1972年“日華斷交”前後,蔣經國憂慮國際形勢而倡導“學術外交”,劉建平說,1971年成立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推進日台民間交流,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東京設立事務所並創辦日文學術月刊《問題與研究》。
劉建平還提到,黨政部門還支持日本右翼媒體,積極提供史料,推動日本的台灣研究;到80年代更組織日本各大媒體訪問台灣,而這時日本媒體、知識分子對中國大陸批評輿論已經占據主流。隨著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李登輝時代到來,日本的台灣研究更迅速崛起,從根據台灣“匪情”資料研究、批判中國到研究“台灣意識”、關注台灣民主化進程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日台關係”論逐漸主流化。
與此形成對照,劉建平認為,對中國的輿論調查從80年代末急劇惡化並一再惡化,至今已是持續在90%高位的反感論。從選舉政治的心理學敏感、統計學靈感而言,在上述輿論生態和知識精英思想狀態下,無論日本的政黨輪替與否,其政府採取對中國的進攻性外交姿態而不惜停滯中日關係、推進日台關係的政策都是沒有國內政治風險的,甚至可能得到廣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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