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剛提到，特朗普本人對美國政體不了解也不感興趣，他既可以放任美國軍方在南海地區現有的一些活動，按照這種慣常繼續行動，也可以撤回來。如果周邊麻煩少了，南海的麻煩少了，中國的心氣順了，是不是對美合作的氛圍就會明顯改善。特朗普不恨俄羅斯，有可能和俄羅斯主動改善關係，全世界第一個發賀電的就是普京總統，第一個通電話的是安倍。表面看美俄關係的改善減緩中俄開展協作的動力，但長期來看是有助於擴大中美俄大三角的運作空間。
安剛還說，特朗普承諾在美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他有兩條核心信息，一個是謙卑地做全美人民的總統；二是要在美國搞基建。特朗普在百日維新施政綱領裡說美國要停掉向聯合國交的氣侯變化經費，來轉投基建。“過去奧巴馬政府不願意搞基礎設施建設，美國地方的那些法律和實際需要讓他有可能做不成。要兌現這個承諾，中國企業赴美開展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是不是會進入機會相對豐富的時期？中國在亞非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會不會政治成本下降，機會成本有所上升？”
但同時，安剛說，中美關係又面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特朗普當選後，中美經貿大戰真的不可避免嗎？
安剛說，目前我們掌握的執政要素確實會對中美關係造成比較大的影響。特朗普把中國列位匯率操縱國，還要對中國產品加稅到45%等等，這些都會對中國產生影響。但美國不是總統一個人說了算的，而且特朗普的這些規定只會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市場造成很大的不利，真正有大影響的是公司減稅，進一步減赤和製造業回流。我們回頭看看高端製造業真的是回流美國，救活了像通用，但中低端製造業它不是回流的，它是從中國向越南、孟加拉等東南亞發展中國家擴散，大的趨勢會更加明顯，對中國企業產生更大的競爭和轉型壓力，美聯儲還會按照它的規則運作不會有華爾街革命發生的，美元匯率全球流動性縮減是大勢所趨，美國的加息周期即將開始，中國自身也有房地產泡沫的問題，全面深化改革也在實行，目前中美的本質關係已經不是小布什時代、克林頓時代、奧巴馬那時候，現在是限制這些東西，赴美投資的政治限制，而是真正的要轉移到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貨幣政策協調這一非常重要的塊上，貿易戰在這種情況下打不打對美國不那麼重要，更這個人是商人，談判最重要，能談成就幹。
另外，在安剛看來，特朗普上台後還有一個不確定的是美日關係。“安倍明顯在這次大選期間給希拉里背書，美國國內美日加強同盟關係，如果特朗普亞洲之行首站選擇日本我不會感到驚訝。現在我觀察當事各方淡下來要想取得動力的就是南海問題，有可能從亞洲開始的這種中美戰略協調是不是可以以南海為第一站，這有一些因素，就是看中國想不想在南海幹更多事，我們要看美國軍方認不認新上的總統，會不會在南海鬧什麼事，有這樣一個過程。未來一年風險會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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