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作者譴責道：“美國的白人底層階級受制於一種惡毒的、自私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可悲的、無用的。給你們一張藥方：找‘U－Haul’（出租卡車公司名），或者移民到美國式機會主義滋壤之地去。＂
美國的去工業化城鎮的居民更有可能將這位作者的“藥方＂視作萬能藥，他們覺得大都市精英階層目中無人的傲慢讓人難以忍受。無論如何，根植於地區和家庭的勞動力，不可能像國際流動資本那樣機動和靈活。
基於這一點，工人階層確實很痛苦，所以他們對那些銀行家、經濟自由主義者、和國際知識分子進行猛烈抨擊。因為這些人對工人階層所面臨的困境無動於衷。
此時，唐納德•特朗普不像那些政治權威人士階層那樣，對工人階級的現狀無動於衷。他指責中國竊取美國就業機會，他圍繞“美國失去的榮耀和莊嚴”這一話題，鼓吹本土主義。從他競選演說中的重建美國例外論的部分可以看出，特朗普擁有著實實在在的“歐洲血統”。
關於問題的本身，我們可以從亞當•斯密所說的商業社會中尋找答案：從本質上講，商業社會是一個充斥著現代貿易和金融的社會，並以財產權為根本。
從一開始，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們就發現很難在自由和擁有財產的公民的尊嚴中間找到平衡。在極具競爭力和強調勞動分工的商業社會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不平等的情況。
一些來自歐洲的學者們試圖打破上面所說的現象，他們創造出了經濟民族主義的“萬能藥”。例如，由德國著名思想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所撰寫的《閉鎖的商業國》（The Closed Commercial State，1800）一書所描繪的那樣。這本書的題目本身就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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