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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9日，德國柏林特雷普托地區，人們手持蘇聯士兵的照片，參加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活動。 |
中評社北京9月6日電／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受邀觀看閱兵式。當日下午，柯慕賢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談論其觀看閱兵式的感受，並分享德國的二戰反思文化。
在柯慕賢看來，二戰反思流淌在德國人的血液裡，但反思並不是從二戰結束就發生，而是經歷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通過民間的討論和推動，最終達成國家層面的共識。現在，紀念文化已經成為德國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也表示，德國之所以能重新取得鄰國的信任，不僅與德國誠懇認罪的態度有關，也與鄰國伸出橄欖枝有關。反省歷史之後，重要的是展望未來，強調和解。
【閱兵式印象】
“所有環節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很完美”
記者：你今天（9月3日）上午出席了閱兵式，對此印象如何呢？
柯慕賢：德國的紀念文化有所不同，德國現在不再舉行閱兵式，因此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閱兵式。印象非常深刻，組織得非常精心，整個流程安排非常順暢。
我坐在主席台上，現場和一位中國的高級軍官進行了交流，他告訴我，為了這次閱兵，中國準備了半年多。我能理解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從物流和組織方面都是。所有的環節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完美的組合。
記者：在紀念日，德國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紀念？
柯慕賢：平時會在聯邦議院舉辦大的紀念大會，所有的媒體會進行報道。學校也會有相應的紀念活動。要強調的是，這不一定是由政府主導的，很多紀念活動是社會自發組織的。
在德國，現在已經不需要由聯邦政府指導整個過程，因為紀念文化已經成為德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德國人會自發地舉行紀念活動。比如說，很多老師，包括在北京的德國學校，他們可能就自己決定在紀念日要教學生一些有關二戰歷史的內容。
【德國反思二戰】
並非一蹴而就，20世紀60年代後新一代推動
記者：二戰後，德國是如何達成面對二戰歷史的共識的？達成這個共識用了多久？
柯慕賢：其實可以說，二戰結束後的20年，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納粹統治和二戰是一個禁忌話題，無論在公共輿論，還是家庭或學校裡面，都很少出現這個話題。
有哪些原因呢？一是一些年紀大的人他們自己也參與了納粹的統治，自己也犯下了一些罪行，所以他們不願意面對這段歷史；二是還有一部分人受到的震撼太大了，他們失去了家人，這段經歷對他們來說是痛苦的回憶，所以也不願意討論這個話題。
20世紀60年代後，新的一代成長起來，他們說：“不，我們不能這樣，要面對歷史必須反省當時犯下的罪行，也必須反省整個戰爭時代。”他們引發了整個社會和政界的大討論，之後這個討論沒有再停下來，而是成為席捲整個國家的洪流。
在這時出現了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當時其實有一部分人反對勃蘭特這麼做，但自從勃蘭特下跪之後，整個爭論就進入了徹底反省的過程。
記者：勃蘭特下跪之後，德國政府採取了哪些行動來進行反思？
柯慕賢：要強調的是，這個反省的思潮主要是由社會發起和推動的。其實50年代，聯邦政府也曾表態、道歉，要賠償受害者，但真正的轉折是直到勃蘭特下跪後才發生的。
在具體的反思行動上，首先，政府設立了一些紀念日。比如1月27日，被定為納粹受害者紀念日。1945年的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了位於波蘭南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5月8日是二戰在歐洲結束的日子，這一天也會有官方紀念活動。
其次，政府從立法層面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德國法律規定，否認猶太人大屠殺是犯罪行為，是非法的。儘管德國言論自由，但這種言論在德國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記者：德國又是如何保證關於二戰的歷史不被篡改，能夠真實地出現在學生的教科書上呢？
柯慕賢：德國的歷史教材是和其他所有教材一樣，由國家頒發。在德國，教育屬於各個聯邦州的職權範圍，有一個專門的歷史專家委員會對教材進行評估，保證不會亂寫不屬實的內容。同時，由於我們有相應的法律監督，所以教材上永遠不會出現否認猶太人大屠殺或者否認德國發動二戰的內容。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在社會上有一個全面的共識，一定要反省這段歷史。我認為，這種反思流淌在德國人的血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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