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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雲漢就中美貿易戰和兩國雙邊關係接受中評社專訪（太和智庫供圖） |
此外，特朗普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比如他針對華為，要把華為放在黑名單上，首先要限制美國企業供應重要的軟件和零部件，另外不准美國的電信營運商購買華為的設備。禁令一出，人們都以為一場全面封鎖華為的戰爭已經吹起號角，但仔細看，具體的落實都打折扣。很多美國企業尋求豁免，另外許多美國的中小城市因為採用了華為的設備，需要華為持續提供零件更換和工程師進行軟件升級，所以美國商務部馬上又宣布該條禁令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寬限。再比如大阪峰會後，特朗普對價值3000億美金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之後，又宣布推遲對部分產品加征關稅，這是因為美國的零售業全面反彈，加征關稅的這些商品很難找到替代的供應來源，會影響到美國消費者的剛性需求，進而影響到特朗普的選票。
對此，美國華爾街也非常敏感，他們過去低估了特朗普的貿易戰，沒有想到貿易戰進行到今天，仍然看不到熄火的可能，因此華爾街給特朗普釋放了非常強的反饋信息，就是出現股價的連續調整，另外就是美債利率開始倒掛，這等於告訴白宮，如果貿易戰繼續升溫，美國經濟會進入衰退。那麼當特朗普尋求連任總統時，如果美國正好面對經濟衰退，這對他來講是巨大的挑戰，何況如果一旦落選，他要面對司法官司，大概要坐牢的。這些都是客觀事實。
中美關係面臨四重矛盾
朱雲漢認為，要在一個更廣闊的分析架構下來了解中美關係當前出現的各種波折。中美關係當前面臨著一些矛盾，這些矛盾正好都叠加在一起，讓中美關係遭遇到非常多的新困難和新挑戰：
第一層矛盾是美國國內社會的變化，簡單來說就是美國社會內部分配的兩極化問題。在過去二十至三十年中，兩極化問題在美國已經積累到了一個沸騰的臨界點，真實情況是，部分群體的工作受到威脅，收入面臨倒退，許多人面對嚴峻的失業問題。應該說，美國參與全球經濟、跟中國發展非常緊密的經貿等方面的往來，給美國帶來的利益遠大於帶來的風險和成本，可是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紅利，在美國內部的分配非常不均勻，極少數的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群體享受了多數的好處，沒有讓美國社會里的中產階級或勞工階級普遍地分享，所以這個矛盾是不斷地在累積。
由此可以理解特朗普為什麼會劃定這樣非常激進的、以美國為中心的政策方向。特朗普基本鎖定了三個群體。一個是中國，中國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其次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另外就是穆斯林。因為民粹這樣的政治風潮，特朗普在共和黨里快速崛起，然後當選，所以他把問題簡單化，指責其他國家“竊取”美國的工作、財富和技術，調動很多群眾的不滿情緒，把矛盾引到“替罪羔羊”身上，借此讓美國那些因為全球化受損的人發洩他們的不滿和挫折。處方有沒有效不重要，但作為政治人物的一項政治表演來講，有這個需要，他要向選民證明他是真正在兌現他的選舉支票。
第二層矛盾是中國的快速崛起。的確，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有可能會替代美國成為全世界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也就是說，美國在過去70年中一直是全世界的唯一超強，美國的軍事、科技、金融各方面綜合實力都遠遠超過其他的競爭對手，但沒想到中國居然從一個非常低的起點快速攀升，並且未來可能會在很多方面會超越美國，至少跟美國平起平坐。這對美國人來說心理上完全不能適應，所以美國內部會有焦慮，想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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