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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祖國的和平統一，需要以硬實力和軟實力兩隻手作為保障。 |
中評社╱題：新時代推進祖國統一進程中的“兩隻手” 作者：殷存毅（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推進祖國的和平統一，需要以硬實力和軟實力兩隻手作為保障。硬實力與軟實力兩隻手在實踐過程中和政策內涵中需要均衡，需要“有機契合”地發揮作用，任何偏頗都會導致結果的事與願違。從兩岸關係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我們在硬實力建設和運用上是堅持不懈並卓有成效的，但軟實力的建設和運用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一、前言
在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從國家發展全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提出“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為新時代的三大歷史任務，指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為此，必須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需要實力的，而實力是由“兩隻手”來體現的，即以物質力量為基礎，能夠強制性地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為的硬實力一隻手，以及“通過吸引而非強迫獲得預期目標的能力”的另一隻手，亦即軟實力。
二、實力體現的“兩隻手”
與“兩隻手”相對應的是“反獨”與促統，兩者具有一體兩面的內在統一性。首先，反“獨”與促統都是服務於實現國家統一的戰略目標，兩者秉持的基本方針和原則具有一致性。其次，反“獨”與促統互為補充，沒有硬實力或硬實力不夠硬，和平統一僅是一廂情願，硬實力是確保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不被台獨勢力吞噬的保障。另一方面，沒有足夠的軟實力，難以把握民心向背的主導權，故軟實力是能以最有利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方式實現統一的必需。其次，“兩隻手”在功能和工作內容上具有明顯區別。具體體現為：
（1）硬實力具有強制性的特點，體現的是“一種依賴壓制和威懾改變他人作為的能力”，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為最有力的工具，這是軟實力不可比擬或沒法替代的。
（2）硬實力主要是以物質性的如軍事力量和經濟科技實力等為基礎，因此硬實力建設和運用主要以國防力量和經濟科技發展為內涵，而軟實力則要靠增強政治、利益和文化吸引力和影響力等為主要內涵。
（3）硬實力主要用於“反獨”鬥爭，鬥爭或打擊對象主要是針對台獨分裂行為、組織及其政治人物，而不是一般民眾，而軟實力則主要在民眾中形成一種感召力或吸引力，這其中包含著大量細緻的爭取民心歸依的工作。顯然，在推進祖國統一過程中，硬和軟兩手均是不可或缺的戰略手段。
三、硬實力的全面提升使台獨成為政治禁忌
從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看，在1949年之後的較長時間內不存在突出的反“獨”問題，因為“兩蔣”時期的台灣當局秉持“一個中國”原則與立場，兩岸的衝突是“漢賊不兩立”之爭，即誰代表“中國”的問題。兩岸關係中反“獨”問題的突顯源於1986年具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出現，以及2000年民進黨的上台執政，這些重大事件意味著大陸對台工作進入側重反“獨”的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同志所確立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略指導下，對台工作大致經歷了與李登輝、阿扁等台獨分裂勢力所進行的五場重大的政治鬥爭：包括1995年6月至1996年3月反分裂反台獨鬥爭、1999年反對李登輝“兩國論”的鬥爭、2002年反對阿扁“一邊一國”論的鬥爭、2003年反對阿扁利用“公投制憲正名”進行台獨分裂活動的鬥爭，以及2006年初進行的反對阿扁“終統”的鬥爭。從鬥爭內容及時間跨度看，可以說不論是“兩蔣”時期還是近三十年，反對不同形式的分裂（包括“漢賊不兩立”、“獨台”和台獨）都是兩岸關係或大陸對台工作的重心所在，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不論從國際局勢還是自身的實力而言，的的確確存在台灣被分裂出去的危險或威脅，因此堅持不懈地以增強硬實力來反對和遏阻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為，以確保未來統一的可能性。換言之，守住底線的戰略防禦態勢是過去三十年的對台工作特點，這既是時代的特點,也是實力使然。
經過改革開放和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大陸經濟綜合實力現已躍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大陸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在國防領域，人民解放軍在2000年後尤其是近五年迎來大發展，位居世界的第二陣營，並正在成為一支具有立體作戰能力的軍事大國和強國，尤其是近五年來國防與軍隊改革極大地增強了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的提升，並牢牢確立了在台海的壓倒性軍事優勢。在科技領域，大陸在整體上也進入世界科技強國之列，有研究顯示中國科技實力進入世界第一陣營，科技水準居全球第二陣營。這些均是大陸硬實力的主要體現領域。
隨著硬實力的全面提升，大陸在國際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力也全面提升，並開始主導國際安全、政治和經濟秩序或遊戲規則的改革與重建。這一重大變化反映到台灣問題上，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反對和不敢支持台獨，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一中”立場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逆的普遍認同。另一方面，在大陸強大的硬實力威懾以及國際社會反對下，迫使台灣島內任何政治勢力都不敢公開宣稱台獨，台獨成為一個事實上的政治禁忌，是島內各政治勢力誰也不敢碰觸的紅線。
四、促統需加強軟實力的建設和運用
儘管台獨的危險依然存在，當前大陸已經有力地扼住了台獨的咽喉，具備了確保台灣不被任何勢力以任何形式分裂出去的能力。可以說基於硬實力的巨大變化，使得以和平的手段實現兩岸的最終統一的可能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大陸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具備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能力。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來訪的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提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所謂心靈契合就是要求兩岸同胞對統一相向而行和心同此情，亦即希望或勸導台灣同胞能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這具有“想讓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的含義，這就需要進一步增強“吸引而非強迫獲得預期目標的能力”。儘管通過硬實力確保台獨不能變現是和平統一的前提，但硬實力僅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在我們較好地具備了“反獨”的硬實力基礎上，要能讓台灣同胞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還需要軟實力的建設和運用，這是以最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不可或缺的路徑依賴。顯然，實力的變化必然會導致策略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反映為，從守住底線的“反獨”戰略防禦態勢轉入積極推進統一的戰略進攻態勢，從主要依靠硬實力“反獨”“防獨”到重視軟實力建設與運用的推進祖國統一的新時代，將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
根據學界的研究，軟實力範疇很廣，大致可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的吸引力、文化（現在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國際關係中的結盟、利用現有國際組織能力等。作為區別“依賴壓制和威懾改變他人作為的能力”的硬實力，軟實力的一個核心概念是“吸引力”或“感召力”。針對台灣問題的實際情況，所謂軟實力建設和運用主要應體現在政治吸引力和文化吸引力兩個方面。
（一）基於制度自信的政治吸引力。兩岸關係中深層次的矛盾衝突不是民族矛盾更不是宗教衝突，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對立。這種對立的起因並非誰要吃掉誰，因為按照大陸的“一國兩制”的統一制度設計是允許並希望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能夠共存，對立的起因在於台灣對大陸的制度的敵視或汙名化，這既有歷史的時代原因，也有台灣官方的人為建構。
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基於硬實力的強勢，其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理論一直佔據世界主流地位，尤其是自1990年蘇東劇變，紛紛實行體制轉型之後，其影響力更加廣泛。台灣地區雖然處於東亞文化圈，但1949年後長期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保護，對西方意識形態的認同或接受，或被西方意識形態的控制就成為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台灣的主流思想受到兩種影響，一是台灣當局數十年間在台灣持續地推行反共教育，利用大陸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的一些挫折，強化對大陸制度的妖魔化。二是西方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多以西方制度優越論的面目顯現）對台灣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影響，形成一種歷史制度的演進。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就一直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制度優越論”的挑戰。意識形態的對立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就演化成台灣主流社會對大陸的猜忌、隔閡和不信任的思想建構，這是一種無形於內心的偏好或心靈活動，成為影響和平統一進程的障礙，而這又是硬實力所不能有效克服的問題。面對這一問題，我們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並未正面地碰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採取迴避的態度，給人一種“理直氣不壯”的感受，這不僅沒能化解問題，反而助長了台灣當局所謂“台灣具有制度優勢”宣傳在民眾中的影響。“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具有在兩岸之間區隔對立的意識形態及政治制度的功能，但如果大陸的政治制度不具合理性及優越性，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政治信任就會大打折扣，因此作為軟實力首位要素的政治吸引力問題是最終迴避不了的。如果說因為歷史緣故，大陸過去在對外論述制度優越性方面欠缺充分的實證性論據，今天大陸的輝煌發展成就已徹底改變了這一切。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三十餘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經歷著由窮到富再到強的發展過程，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物質社會，而且使中國重拾制度的自信，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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