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雙邊投資的情況要遠好於中美貿易領域紙面上的“巨額赤字”。但投資也受制於國際經濟環境、美中關係、中美各自國內政策的影響。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是維護中美投資關係和經貿關係的重要制度基礎。中方應力促中美雙方盡快重啟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穩固雙邊投資的制度環境，為投資者提供良好的預期。
（十二）中美兩國智庫、貿易協會等非營利組織之間開展合作交流，承擔起增進了解、消除誤解、彌合分歧的“二軌外交 ”作用
從CCG剛剛結束的美國之行來看，美國智庫尤其是對特朗普總統有重要影響力的兩大傳統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與傳統基金會對中美關係和中國的具體情況還缺乏足夠的了解。由於此前缺乏與來自中國大陸智庫的溝通，這些保守派智庫對大陸存在大量的誤解和認知盲區。因此需要中方的智庫，尤其是社會性智庫增加與他們的接觸，將中美合作對美國的重要性更多地介紹給他們，從而有利於消除誤解，減少美方非理性的決策更好地維護我國的自身利益以及中美合作的大局。
在美國新一屆政府的磨合階段，中美智庫可以通過開展“二軌外交”，積極推動雙方各領域專業人士的溝通、交流，為消除經濟和政治壁壘發揮作用。
美國智庫中有大批原政府、原國際組織高級官員，他們具有豐富的政治、外交、經濟治理經驗和廣泛的人脈，能夠發揮較強的政策影響力。中國智庫與美國智庫通過溝通達成共識的話，有助於中美兩國政府達成共識，這也需要中國智庫更具全球視野，重視吸收國外智庫的優秀成果和經驗，從而為相關政策制定和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CCG此行期間先後與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傳統基金會以及美國進步中心、對外關係委員會、移民政策研究所、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主流智庫和國會山兩大黨派的參眾議員代表、亞洲協會、中國美國總商會、紐約百人會等中美商界代表進行了12場深入的交流和溝通活動。
CCG專家與美國議員、前官員以及主流智庫人士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溝通。其中包括眾議院“美中工作小組”主席里克•拉爾森（Rick Larsen）、美國民主黨眾議員代表泰諾•賽貝戈（Terra Sabag）、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Cornyn）辦公室代表內森•沃爾夫（Nathan Wolf）、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兼總裁佛訥博士（Dr. Edwin J. Feulner）、 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研究主任Elizabeth Economy、美國國務院前副國務卿、基辛格事務所副主席Robert Hormats、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Steve Orlins、美國亞洲協會會長施靜書（Josette Sheeran）、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美國財政部前官員杜大偉（David Dollar）、美國進步中心經濟政策研究主任安迪•格林（Andy Green）、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主任布萊恩•哈丁（Brian Harding）、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項目副主任兼中國商務與政治經濟研究課題主任甘思德 （Scott Kennedy）、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卡琳·鮑曼（Karlyn Bowman）、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西蒙政治經濟研究項目主任和亞洲經濟高級顧問、前白宮APEC和東亞峰會協調人、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亞洲經濟事務主任Matthew Goodman、美國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國與美國研究所所長戴博（Daly Robert）、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財政部官員前官員Jeffrey Schott、美國商務部前副部長Bruce H. Andrews、美國商會高級總監、美國商會前大中華區高級總監Jocelyn Chan、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參贊周善青、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主任、麥克拉提咨詢公司執行主任James Keith、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顧問、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助理薛邁龍（Michael Schiffer）、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國際貿易顧問、前美國貿易代表處首席中國顧問Katherine Tai、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項目主任、世界貿易與發展集團主席John Dickson、美中公共事務協會執行總裁滕紹駿、美國百人會大中華地區共同主席李學海、美國能源部亞洲能源高級官員David Wyche、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中貿易專員、高級經濟師Alexander Hamm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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