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主題是外交政策應當如何改革？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曾指出，現時中國的外交政策需要來一場重大的變革，原因有四：首先，中國與周邊國家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正日益提高，外交政策應著重“如何應對”而非“如何迴避”；第二，應當突破現在的“戰略機遇時期”，等待總會帶來被動；第三，中國已經有能力打造新的國際秩序，就應避免再去融入舊的國際格局；第四，改變舊的“不結盟政策“，轉而建立新的“命運共同體”聯盟。
與閻學通言論呼應的，是中國社科院學者徐進提出的“六個廢除”，他列出中國外交政策中六個被神化的概念：第一，保持低調；第二，不結盟政策；第三，絕不謀求世界和地區霸權；第四，中國不會成為超級強國；第五，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第六，外交政策應服務於國內經濟發展。徐進認為，為了應對新時期的外交環境，這六項舊的方針應當廢除。
閻學通和徐進都表示，習近平提出的“奮發有為”是中國將開展新時期外交的信號，徐進預測在未來十年，新的外交理念會替代上述六項舊的外交方針。
羅援和吳建民的辯論有一點是明確的，即無論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求變，當前的國際環境和中國自身的實力確確實實發生了變化，雙方都認為目前亟需新的外交戰略，只是在內容他們持不同的觀點。
對於“中國是否應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這一命題，外界的觀察仍不得知曉，但關注時下中國國內的這兩派辯論，將有益於世界瞭解中國未來的外交政策走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