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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南向”戰略存在先天缺陷 |
中評社╱題：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與台灣“新南向政策”之比較分析 作者：劉國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指出，無論從目標、性質還是內涵、體量等方面觀察，台灣“新南向政策”都無法與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相比較，但鑒於蔡英文總統當局拒絕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并在島內外推動“柔性台獨”活動，“新南向政策”作為蔡英文總統當局“遠離中國”戰略的一部分，無疑是大陸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一種負面因素。
一、前言
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已四年有餘，該倡議已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關注與支持，有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其中建設，使得“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也成為世界經濟繁榮發展的重要助力。自2016年5月20日以來，在台灣對外經濟發展道路問題上，蔡英文總統當局選擇一條“從國際走向大陸”、甚至是“為離開大陸而離開”的對外經濟戰略。剛上台，蔡英文總統即啓動“新南向政策”，試圖通過強化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經貿、文化等關係，讓台灣“遠離中國”。無論從目標、性質還是內涵、體量等方面觀察，台灣“新南向政策”都無法與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相比較，但鑒於蔡英文總統當局拒絕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并在島內外推動“柔性台獨”活動，“新南向政策”作為蔡英文總統當局“遠離中國”戰略的一部分，無疑是大陸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一種負面因素，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探討。
二、“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之比較
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與蔡英文總統當局“新南向政策”，從這兩者的目標性質與內涵體量等方面看，原本可比性不高，但作為“遠離中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特朗普總統上台不久即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之後，“新南向政策”在蔡英文總統當局對外經濟戰略中的角色地位似乎更為突出。因此，我們不妨從以下幾方面比較兩者的不同。
（一）“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的本質區別
自2013年9、10月間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該構想不斷得到豐富與充實。中國國務院在2015年3月28日授權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本著與相關國家和地區“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之願望，以“開放性、包容性、市場性、互利性”為理念，全方位推進中國大陸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務實合作，以便“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①“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注重平等、包容性發展，即尊重各國家和地區自身發展特點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利用現有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謀求共同繁榮與發展，建設全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戰略層次上講，“一帶一路”是大陸作為一種內外經濟發展戰略來推動與落實的，體現了大陸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視，并與全球治理相結合，這種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結合起來的舉措，具有十分崇高的理想目標。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從一開始就考慮到台灣民衆的利益，在福建自貿區建設中做了一些規劃。因此，“一帶一路”倡議之於台灣，是在經濟區域化與全球化形勢下，著眼於兩岸經濟合作向更廣、更深層次發展，以便達成兩岸經濟互利共贏之目的，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中國統一奠定更堅實的經濟基礎。
早在參加“總統大選”時蔡英文總統就提出“新南向政策”②，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正式宣布推出該政策。隨後，蔡英文總統當局在總統府名下成立“新南向政策辦公室”，接著又推出所謂“新南向政策綱領”，台灣某些“部會”則積極規劃“新南向政策”的相關措施加以配合落實。蔡英文總統當局推動“新南向政策”，除了經濟因素考慮外，還有文化、“外交”方面的企圖，期待在經濟上遠離大陸的同時，強化與東南亞、南亞地區國家的“全面夥伴關係”。蔡英文總統當局實施的“新南向政策”以減少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為由，其真正目的是在經濟上“去中國化”，為最終實現台獨目標服務。在蔡英文總統當局的“遠離中國”戰略和“新南向政策”下，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步伐在某種程度上被人為放緩。因此說，“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的目標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衝突的。如此來看，“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兩者立意的高下不言而喻。
（二）“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所涵蓋的地域差異
隨著“絲路基金”、“亞投行”等機構及相關機制的建立與運行，“一帶一路”倡議不但成為推動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動力，也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沿綫國家和地區帶來經濟繁榮與發展的機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甚至國際組織要求參與進來。因此，從地域範圍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極為廣泛，即“一路”建設涵蓋的範圍是，建立中蒙俄經濟合作走廊，形成新亞歐大陸橋；建立中國——中亞——西亞經濟合作走廊，直通地中海沿海國家；建立中國——東南亞——南亞經濟合作走廊，直達印度洋。“一帶”建設涵蓋的範圍是，以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重點港口為起點，一條海上通道是經過南海、穿過印度洋和地中海，到達歐洲地區；另一條是通過南海，到達南太平洋地區。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一年半後，沿綫有近60個國家、90多個城市，擁有約70%的世界人口和約75%已探明的能源資源，其生產總值大約占全世界的55%，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帶。③2017年5月在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有130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約1500名代表參加此次論壇，美國和日本改變以往的立場，也派代表參加會議。“一帶一路”建設得到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和參與，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也將“一帶一路”內容納入其中，說明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構想已成為全球共識。
蔡英文總統當局“新南向政策”所涉及的國家僅僅是東南亞地區的10個國家和南亞地區的6個國家，加上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僅有18個國家，其所涉範圍遠不及大陸“一帶一路”倡議那麼廣泛。從這一層面上看，“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各自的影響所及就不言自明。
（三）“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的內容不同
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內容，即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流通和民心相通”。該倡議在時間概念上講，是古今傳承的，由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和平商貿理念，到如今的和平發展、共享繁榮的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地域概念而論，由中國到亞、歐、非乃至美洲大陸的世界範圍內的國家和地區。從領域概念而論，由貿易金融到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交流合作。這一倡議重視加強官方合作，達成政治互信，建構官方政策溝通交流機制，為擴大合作提供政策支持。這一倡議也重視相關國家和地區民間的各種交流與合作，以建立和平友好關係，為擴大交流合作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礎。大陸強調“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要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同屬一中的海峽對岸——台灣自然不會被排除在外，大陸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遠景與行動》中就指出：“為台灣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作出妥善安排。”在“一帶一路”倡議規劃初期，大陸就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在幾個自貿區中福建自貿區是探索閩台經貿合作新模式的重要場所。
李登輝和阿扁主政時期都推出過“南向政策”，但均以失敗告終。為此，蔡英文總統當局在“南向政策”前加了一個“新”字，聲稱其所推行的“新南向政策”一定會成功。按蔡英文總統的說法，“新南向政策”包含三項重點，即“深化與東協（東盟）、南亞及紐（新西蘭）澳（澳大利亞）各國相互認識、逐步強化雙邊交流、創造堅強與全面的夥伴關係。”④這個政策內容表述比較虛，其實蔡英文總統當局的“新南向政策”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以貿易為優先，目的是擴大台灣在東南亞和南亞等地區的內需市場份額。二是以投資為著力點，輔助台灣優勢產業在“新南向”地區加大投資。三是以文教為依托，以期與東盟國家建立更為密切的人文關係，這個方面主要著重於東南亞語言人才的培養。⑤因此從內涵層面分析，“一帶一路”倡議與“新南向政策”誰更有歷史眼光和全局意識自不待言。
三、“新南向政策”的先天缺陷
在中國大陸綜合實力日益強大的今天，“一帶一路”倡議已從經濟貿易、金融投資、社會文化等層面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一種對中國大陸十分有利的“勢”。相對於“一帶一路”倡議而言，蔡英文總統當局的“新南向政策”從以下三個方面顯示出先天弱點。
（一）從兩岸的經濟實力對比來看
從兩岸的綜合實力對比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台灣因多年來產業外移、民間投資乏力以及內需消費不足等問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面臨較大困難。加之，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供需結構失衡，社會收入差距拉大等，致使台灣經濟與社會等問題交織在一起。過去十多年，兩岸的經濟實力對比已越來越朝著有利於大陸的方向在發展。據2016年底有關資料顯示，大陸綜合實力已是台灣的22倍，已有5個省的GDP超過台灣，6個省的GDP接近台灣，大約未來兩年大陸將有10多個省超過台灣⑥。
從兩岸與東盟、印度的經貿關係看：東盟和印度擁有約18億人口，蔡英文總統當局自認為是台灣可以開發的新興消費市場。但從近兩年來東盟和印度分別與兩岸的經貿量中可以看出，其與中國大陸經濟關係的重要性遠超過與台灣的。以貿易為例，中國大陸已連續八年是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2015和2016年東盟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分別為4721和4522億美元，；而2015年2016年東盟與台灣的貿易額分別為794和785億美元，台灣與東盟貿易量不足中國大陸與東盟貿易量的20%。2015和2016年，印度與中國大陸貿易額分別為720和701億美元，印度與台灣貿易額分別為60和50億美元，未到印度與中國大陸貿易量的8%。⑦從投資方面看，台灣產業由勞力密集到資本密集的升級已於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完成，其勞力密集產業轉移也基本完成。多年來，台灣產業向更高層次的升級困難較多，台灣向東南亞和南亞國家投資搞實業，大多只能從在大陸的台商企業進行，不過大陸台商更願意與大陸的“一帶一路”建設連接，而不是與蔡英文總統當局的“新南向政策”綁定。尤其是中國大陸與東盟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方面的快速進展，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後，2015年雙方完成自貿區的升級談判。加之中國大陸與東盟“10+1”、中日韓與東盟“10+3”和東亞峰會等合作機制，有關國家還在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以期儘快完成談判。近些年來，台灣的消費、投資和出口不振，使其處在“悶經濟”狀態。因此，蔡英文總統當局試圖利用“新南向政策”離開大陸發展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經貿等關係，其如意算盤難以撥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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