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表示，此外，香港非建制派在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中已喪失了轉型為“忠誠派”的機會，導致結構性出局，這顯示了他們缺乏民主政治的責任倫理和政治成熟，對香港新選制的“軟著陸”與香港民主新秩序的塑造沒有盡到建設性責任。他們中的反中亂港勢力當然是必須出局的，這也是新選制的立法意圖所在，但他們中同樣存在大量的中間派、溫和反對派以及尋求自我改造的“改革派”，他們有重要且相對穩定的選民基礎、有專業服務能力和影響力、有對香港社會及其發展的本地情感和責任感，也有對新選制的理解與磨合空間。在區議會選舉中，作為基層“民主政治吸納機制”的重要載體，需要出現一種具有一定的政治和解意義的“相向而行”，即政策主導者意識到並實際推動有關選舉資格審查和選舉競爭的適度開放與多元化吸納，而非建制派則需要抓住最後的參政機會勇於“自我革命”，在堅持民主政治最低立場的條件下積極磨合與新選制的政治距離，擺脫對抗“心魔”，以選民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為念，以實際的新政治論述和參選行為實現與過去的“政治極化”及其扭曲性民主政治文化、陣營的脫鈎，加入香港民主的新政治遊戲，為香港良政善治體系作出獨特貢獻。
田飛龍指出，如果新的區議會選舉出現“清一色”或“准清一色”，就不僅是新選制“軟著陸”的政治挫折，也是非建制派自我改造的政治挫折，更是香港民主文化與秩序重塑的局限性折射。塑造一個香港民主政治新生態，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給和引導，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制度參與和各方善意互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