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雙標做法大行其道。民進黨掌控了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對於很多現象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追問，不是依制度或法律為準，而是依民進黨的標準為準。此外，民進黨對同類問題在不同時期采用不同標準。例如，民衆的游行示威，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就是“反對專制”和“美麗的風景綫”。但同樣的事情，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就成為了“騷亂”和“暴動”。
三是民衆權力全面受擠。金錢政治貫穿選舉、決策、施政所有環節，構築起常人難以逾越的政治門檻，嚴重限制了普通民衆的參政權利。嘴上“一人一票”，真相卻是“少數精英統治”和“富人游戲”。台灣的選民可以參加投票，但無法參與政策和法規的制定，台灣當局官員和民意代表把持著公權力部門，既當球員又當裁判，“權力制衡”成為“統治精英”之間的“左右手互搏”游戲。
（三）身份認同取代經濟民生成為激化政治分歧的主導因素
台灣社會的階層差異、族群差異、代際差異、城鄉差異、區域差異等不斷惡化，兩黨爭鬥加劇政治極化，這說明“台式民主叙事”已無法為失序的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說服力。
一是台灣政治的失能。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核心是選賢與能，為經濟社會發展保駕護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經濟一片繁榮，在“亞洲四小龍”中獨占鰲頭。但自從開啓所謂“民主化進程”後，台灣發展一落千丈，在“亞洲四小龍”中慘陪末座，台灣不得不面對貧富懸殊、勞資失衡、社會流動性停滯等問題，大衆民主在台灣已經陷入失能與失序的困境。
二是理性空間的萎縮。民粹主義有其先天的缺陷，這在台灣政治生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⑧在很多議題上，部分台灣民衆衹有立場，沒有是非；衹有顔色，沒有對錯；對於深綠的人而言，衹要是民進黨的，就無條件支持。例如，在政治上，“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身無分文也要挺英文”，“敗壞道德也要挺清德”；在經濟上，“用愛發電”的非理性邏輯讓外界瞠目結舌。當前台灣社會從追求權力平等的身份政治正在走向民粹主義政治，導致理性討論空間被嚴重壓縮。
三是經濟發展被掣肘。福山曾指出，身份政治“如果不能回歸於對人類尊嚴的更普遍的理解，將會使自己以及整個世界陷入無盡衝突的厄運”。⑨在民進黨操弄下，台灣民粹當道，戾氣橫行，社會發展也被蒙上沉重陰影，2023年台灣經濟增速不足2%即為明證。顯然，鞋不合腳，台灣政治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拖累。如果從縱向時間來看，台灣已經進入“後民主轉向”時期，政治參與的集體取向不再是以經濟社會發展為代表的公共利益為目的。
四、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意識形態化操弄與認知作戰模式
民進黨經常將“抗中牌”與“認知作戰”叠加運用，“抗中牌”意在製造“紅色恐慌”，“認知作戰”就是要散播“認知病毒”。2024年1月，民進黨當局專門成立“認知戰研究中心”，加大與中國大陸的對抗。
（一）炮製“民主對抗威權”的虛假叙事
台灣民主沉疴難愈，民主理想模糊化和民主實踐利己化態勢明顯，存在著重制衡輕民意等結構性缺陷，政治極化綁架執政政策，造成治理效率低下、經濟社會發展緩慢，對兩岸關係也產生一定衝擊。
一是構建兩岸對立話語。民進黨當局推行所謂的“民主與專制”二元劃分，把台式民主絕對化和神聖化，認為民主是檢驗一個地區發展程度的“試金石”，衹有發達地區才能享有民主制度，而落後地區則無法構建民主社會。⑩在“民主與專制”差序結構思維模式的驅動下，民進黨還對中國大陸的民主樣態進行詆毀，甚至在美國鼓動下，還妄想對中國大陸進行“民主輸出”和“顔色革命”。
二是搶占虛假道德制高點。“台式民主”空有民主之名，諸多歷史局限和現實弊病已讓台灣淪為“民主窪地”。儘管自身民主“重病纏身”，台灣卻仍居高臨下充當“教師爺”，構建“民主政治神話”，⑪編造和渲染“民主對抗威權”虛假叙事。美國試圖打造所謂“民主價值觀同盟”，民進黨當局也積極迎合，多次參加美國主導的“民主峰會”。
三是誤導台灣民衆身份認同。民進黨當局圖謀將民主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以本地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身份差異，煽動台灣民衆仇視中國大陸的情緒，利用排外主義吸引民衆對當局的支持，將台灣階級矛盾轉嫁到中國大陸，加大台灣民衆對於祖國大陸的疏離感和不認同感。
（二）加劇兩岸民意對撞，為兩岸統一後台灣社會治理埋下隱患
台灣持續陷入民主失真、政治失能、社會失和的惡性循環。金錢政治、身份政治、社會撕裂、貧富分化等問題愈加嚴重。政治人物多精於紙牌屋的政治算計，善於鑽營各種黑箱操作。但民進黨不會就此認真反省，反而繼續加碼，在兩岸議題上也進行各種操弄。
一是構造台灣共同體。身份政治凸顯了台灣現代民主政治衰敗的核心議題：如何重建集體身份認同？如何彌合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會？如何催生社會和政治凝聚力？對此，民進黨開啓了一場浩大的工程，加速在島內台獨布局，將台獨政治正確化，企圖在虛假的同質性氛圍中構建“台灣想象共同體”。
二是阻撓兩岸交流。2023年12月也即在台灣2024年“大選”前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民進黨當局接連在台北等多個縣市發動檢調單位，以涉嫌違反“反滲透法”等名義辦到大陸交流的基層里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製造“綠色恐怖”。2024年“大選”結束後，民進黨當局又打破此前承諾，叫停台灣旅游團來大陸參訪，此後更是發生了震驚兩岸的2·14惡性撞船事件，給台海和平憑空增添巨大變數。
三是異化民衆身份認同。在民進黨的操弄下，兩岸議題容易被政治化、情緒化和意識形態化。民進黨會藉此加劇台灣民衆的焦慮情緒，扭曲島內民衆身份認同。這也會產生嚴重後果，例如，在“愛台灣”的政治正確語境下，中國國民黨都不敢高舉“中國”大旗，衹願以國民黨而非中國國民黨自稱，該黨黨內甚至還出現了“改名”的呼聲，要求將“中國”二字删去。
整體觀察，賴清德上台後，台灣內部會更加分裂。賴清德與蕭美琴的“雙獨組合”是“獨上加毒”，有可能以民意的名義，把台灣民衆捆綁上戰車，導致台海地區風高浪急甚至是驚濤駭浪。在此過程中，兩岸的民意也將加劇對立，民進黨當局會繼續擴大“趨獨拒統”，而中國大陸的民衆則會認為台灣問題不能久拖不決，呼籲兩岸統一的聲音會持續升高。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民進黨的意識形態誤導，台灣民衆的身份認同將持續異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持續走低，這也將為兩岸統一之後的台灣社會治理埋下嚴重隱患。
結語
台灣已經進入了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政治風險期，面臨著嚴重的民主制度危機，但民進黨當局熟視無睹，反而以此為榮，固執地認為台灣仍然是亞洲的民主燈塔。這種自大讓台灣民主弊病積重難返，深層危機難以化解，并將加速台灣沉淪。很多台灣有識之士也都意識到了台式民主的陳年弊病，但在日益極化的黨派政治氛圍中，出於各自利益，都缺乏革新決心和魄力。未來台灣應該啓動“警醒文化”對民主祛魅，避免被現存制度的表面合理性所迷惑，及時洞察民主制度的壓迫性真相，⑫推動台灣的政治體制從“民粹主導”到“理性回歸”。衹有如此，才能為台灣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註釋：
①[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297頁。
②Francis Fukuyama, “30 Years of World Politics: What Has Changed?” Journal of Democracy, No.1 2020, pp.11-21.
③林岡：《中國台灣地區實踐西方民主的深刻教訓》，載《學術前沿》2018年第4期，第108頁。
④涂鋒：《身份政治第三波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衰敗：基於國家建構視角的分析》，載《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3期，第141—154頁。
⑤Wendy Brown, "We Are All Democrats Now……", in Giorgio Agamben et al., Democracy in What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7.
⑥王紹光：《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頁。
⑦溫偉中：“台灣選‘總統’很燒錢 每組候選人估計打底10億新台幣”，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31208-1455075.
⑧許川：《試論民粹式直接民主的內在缺陷》，《中國評論》2024年第1期。
⑨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8. p.93.
⑩A. Przeworkski, M. Alvarez, J. Cheibub, et a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1.
⑪楊光斌：《民主的社會主義之維——兼評資產階級與民主政治的神話》，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第4頁。
⑫何濤：《極端個人主義的“偽政治”——馬克·里拉對美國當代身份政治的批判》，載《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6期，第75—83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4月號，總第316期，P34-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