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把握聯繫的普遍性，利用經濟往來促進政治往來。在普遍聯繫的世界中，中日執政黨間的政治往來和國家間的經濟往來也是相互促進的。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及鄧小平為互換條約批准書的訪日安排，成了建立後來中日經濟關係的重要里程碑。⑦和平友好條約生效後，兩國執政黨交往時很好地把握住了經濟往來這一紐帶，從而通過經濟往來促進了政治往來。
1979年9月，中國方面正式向日本提出日元貸款請求。在對華日元貸款決策過程中，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領導層從總體上采取了肯定態度，大平正芳、河本敏夫等黨內重要政治家更是明確表示要積極實現對華貸款政策。⑧同年12月，大平首相在訪華時正式提出開展對華援助。日後基於日本對華援助而衍生的中日經貿往來，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日兩國政府和執政黨之間政治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在1989年，雖然日本凍結了第三次對華日元貸款，但自民黨有意推動儘快結束制裁并恢復貸款。1989年7月，日本首相宇野宗佑表示在出席西方發達國家首腦會議時提議反對制裁中國，這一主張也得到了自民黨內重要政治家、前首相中曾根、鈴木、竹下三人的支持。⑨正是在自民黨高層的支持和推動下，日本政府才得以在次年即解除對華經濟制裁，從而使中日關係迅速解凍。藉助取消經濟制裁，自民黨傳遞了增進中日兩國政治互信的積極意願。
（二）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在野黨交往的主要經驗
日本各在野黨雖然長期在野，甚至被稱為“萬年在野黨”，但由於它們在議會中擁有一定席位，從而在日本政界和社會層面均具有一定影響力。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在野黨的交往，為中日關係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并主要形成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
第一，把握好整體和部分的辯證關係，通過與在野黨的友好往來推動兩國政經關係發展。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在野黨的交往在中日總體關係中扮演著“補充外交”的角色，其功能和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政治外交形成補充。在中日關係遇冷時，中國共產黨通常會適時邀請日本在野黨政治家來華訪問，向日本政府傳遞中國的意見和主張，促使兩國關係儘快回到正常軌道。二是對執政黨和政府的經濟外交形成補充。日本在野黨在同中國共產黨進行交往時，除重視政治關係外，也十分重視經濟合作。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以來，與日本在野黨交往時也不斷注入經濟因素，賦予在野黨外交以持久發展的動力。
第二，把握矛盾的鬥爭性，藉助與在野黨交往制衡日本政府不良外交傾向。執政黨和在野黨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關係。在同日本在野黨交往時，中國共產黨通常會把同其交往作為預防性外交的重要部分。⑩由於日本在野黨與中國共產黨的良好關係，使得中日關係每處於困難時期和緊要關頭時，其黨內政治家總能仗義執言并通過議會對政府施加影響，促使政府轉變政策。如社會黨1989年曾支持日本政府對華實行“制裁”，中國共產黨通過多渠道做通該黨工作，促其轉變態度并積極推動恢復對華第三批日元貸款。
第三，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實現從在野黨外交到執政黨外交的順利轉換。執政黨和在野黨作為矛盾的雙方和互為存在的前提，共處於政黨政治之中，并有可能實現身份互換。一國國內政治變動通常會給國家間關係帶來影響，同未來可能上台執政的在野黨加強交往，有利於避免雙邊關係因相關國家政府更迭、政治人物沉浮等受到不利影響。⑪如，1994年以日本社會黨為首的聯合政權上台，社會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友好往來的傳統，上台後采取了對華友好的態度，并發表了著名的“村山談話”，使得中日關係未因執政黨更迭而產生不利影響。
三、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交往的前景展望
穩定的中日關係有助於東北亞乃至全球的穩定和繁榮。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的交往既是中國共產黨對外黨際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中日兩國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拼圖，在構建新時代中日關係的目標指引下，未來必將發揮更加積極的歷史作用。
（一）以“新型政黨關係”為根本遵循深化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關係
2017年12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首次提出了不同國家的政黨應探索在新型國際關係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係。⑫從此，建立新型政黨關係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對外黨際交往的根本遵循。
以“新型政黨關係”為引領，拓展和豐富新時代中日政黨黨際交往的內涵和外延，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首先，以“求同存異”來推動“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成為中日政黨共識。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各政黨在交往時應當超越差異，致力於擴大雙方共同利益，共謀人類發展大計，通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深化東亞區域合作，推動構建穩定和建設性的中日關係。其次，以“相互尊重”來促進中日政黨發展獨立自主的黨際關係，“堅持政黨無論大小都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尊重彼此的利益和關切，尊重彼此的思維方式和道路選擇”⑬。最後，以“互學互鑒”來促進兩國政黨取長補短實現共同發展。“互學互鑒”既不意味著“輸入”模式，也不意味著“輸出”模式，而是主張中國共產黨和日本政黨在“求同存異”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平等開展治黨治國經驗交流，共同承擔起政黨所肩負的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責任，攜手推動人類現代化發展進程。
（二）深化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交往的建議思考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國際社會的聯繫和依存進一步加深，互為近鄰的中日兩國擁有著衆多共同利益和廣泛合作空間。對此，作為中日外交重要組成部分和影響雙邊關係重要變量的中日政黨間交往需要著重注意以下三方面。
第一，以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為指引，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要驅動，積極推進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間的對話與合作。2023年11月，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重申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共識，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兩國關係定位，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⑭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自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深入發展，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此外共建“一帶一路”也為深化和拓展東北亞地區合作注入了新動能。無論是時代發展要求還是廣泛的共同利益基礎，都要求中日兩國為東北亞命運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深化合作、貢獻更多智慧。2023年3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再次立足世界各國命運與共這一站位，提出“中國共產黨願繼續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一道，開展治黨治國經驗交流，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道上闊步前進”。⑮因此，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應著眼於中日關係的長遠利益和地區共同利益，深化對話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二，增強中日執政黨外交穩定性，推動中日關係行穩致遠。執政黨間的交往具有較大靈活性，這使得中日執政黨間的交流合作能够為中日關係在緊張態勢下實現轉圜發揮關鍵作用。但中日執政黨外交呈現靈活性的背後卻透漏了穩定性的不足，主要表現為中日執政黨交往的機制性保障不足，“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會議缺乏持續性和連貫性，通常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矛盾和問題而開展政黨間對話，較少觸及兩國兩黨關係的深層次根源，且易受國家間關係總體情況的影響。
對此，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執政黨交往需要著力保持穩定性，繼續把握住自民黨內“友華派”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通過適時邀請“友華派”政治家訪華的方式，保持兩國執政黨友好往來，在中日關係發展前景呈現較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保證政黨交往渠道的暢通。同時，要繼續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著眼實際問題和未來合作，在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基礎上，不斷擴大理念契合點、利益匯合點，提升政黨交往機制化水平，保持執政黨交流機制的穩定、持續和連貫。在具體的合作方式上，要擺脫衹進行政治對話的單一形式，拓展和豐富政黨對話內容，著重挖掘兩國在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合作潛力，深入開展務實合作，同時加強雙方青年政治家的友好往來，厚植人民情誼。
第三，關注日本政黨和社會的整體保守傾向，著力凝聚與日本在野黨的廣泛共識。中國共產黨以往在與日本在野黨交往時已意識到凝聚共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積極付諸實踐，與在野黨在交往中形成了一些關於歷史認知、發展道路選擇等重要問題的共識，這為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政黨交往打下重要基礎。
近年來，日本政治右傾化不但導致日本內政、外交全面右傾，而且滲透到了國民意識層面。據日本內閣府2022年“外交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日本人對中國抱有親近感和較有親近感的比例僅為17.8%，同比減少2.8%；不抱有親近感和較無親近感的比例則為81.8%，同比增加2.8%。面對當今日本政治的整體保守傾向和政黨的不斷分化組合，中國共產黨應當積極主動地與日本在野黨進行溝通交流，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主張，深化政黨間互信，避免不必要的誤解誤判，達到化解矛盾分歧、廣泛凝聚共識的目標。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日本在野黨在其國內有著重要的輿論影響力，因此中國共產黨應以積極的姿態與日本在野黨進行合作，通過疏通引導、擴大交流等方式，改善日本的國民情感與社會輿論，從而達到“國相交，民相親，心相通”的良好局面。日本政黨大選失敗後分化重組的習慣在進入21世紀後尤為明顯，對此中國共產黨應積極主動地向日本新組在野黨做好理念詮釋、政策闡釋等增信釋疑工作，向其全面介紹中國的制度、理念、政策、行為甚至法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讓新政黨能够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有更多的理解和認同，以便在中日關係出現問題時，能够主動站出來發揮緩解緊張局勢的作用。
四、結語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在中日兩國深化合作的大背景下不斷拓展對話渠道，豐富對話形式，深化對話內容，取得了政黨交往的豐碩成果和寶貴經驗，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深化與日本政黨之間的全面交往以及推動中日關係深入發展提供了重要參照。歷史的發展是由無數的合力所推動的，中日關係的未來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中日兩國政黨的共同努力。為此，中國共產黨應不斷推動中日執政黨交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著力凝聚與日本在野黨的廣泛共識，持續發展與日本各政黨的交流合作，保持邦交正常化初心，共同致力於中日關係的發展與進步。
基金項目:本文係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新中國外交七十年發展進程的歷史考察和基本經驗研究”（項目編號：L19BKS002）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①史桂芳：《中國的對日戰略與中日關係研究（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頁。
②晉益文：《中日關係的原理、演變規律及評估》，載《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79頁。
③王新生主編：《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政治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頁。
④汪鴻祥：《公明黨及其對華政策的演變》，載《日本學刊》2017年第2期，第75頁。
⑤章一平：《中國外交超越意識形態的內涵與外延》，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55頁。
⑥房樂憲：《論鄧小平關於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的外交思想》，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11期，第18頁。
⑦ [日]毛里和子：《中日關係——從戰後走向新時代》，徐顯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頁。
⑧ 張季風主編：《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經濟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頁。
⑨田桓：《戰後中日關係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頁。
⑩余科傑：《關於“在野黨外交”的理論思考》，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第6期，第116頁。
⑪宋濤：《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100年》，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193頁。
⑫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頁。
⑬宋濤：《建立新型政黨關係 建設更加美好世界》，載《當代世界》2018年第1期，第1頁。
⑭《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載《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8日，第2版。
⑮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4月號，總第316期，P12-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