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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12月10日電／據澎湃新聞報道，戰後日本數十年來一直走的是“輕武裝、重經濟”的發展路綫，而近期日本在防衛領域的種種動向，被視為其戰後安保政策的重大轉變。
日本將在今年年底之前修改包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在內的3份安保文件，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已同意將擁有打擊敵方導彈基地的“反擊能力”寫入文件，此外上述文件還注重太空、網絡等新領域，例如計畫寫入建立“積極防禦網絡”體系，“航空自衛隊”改為“航空宇宙自衛隊”。
作為日本外交、防衛政策的基本方針，《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涵蓋了日本對中國、朝鮮、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當前局勢的看法。朝日電視台8日報道稱，在上述文件的修訂版本中，中國將被記述為“目前為止最大的戰略挑戰”。
中國駐日大使孔鉉佑12月8日在第18屆“北京－東京論壇”上發言時，就日本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指出，一些人公然鼓吹將中國定位為“威脅”或“挑戰”，中方對此表示強烈關切。希望日方從思想根源上解決好對華認知的老問題，停止猜忌防範，回歸冷靜理性，真正將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落到實處。
“基於《憲法》第九條的‘專守防衛’將發生重要變化，如果仔細聽，戰爭的腳步聲似乎正在接近。”《東京新聞》8日的社論稱，岸田政府對三份安保文件的修改，將背離一個和平國家的前行之路。
“美國需要更強大的日本”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畫大綱》《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這三份安保文件的修訂，是今年日本防衛領域的重頭戲，主要涉及日本的防衛預算、反擊能力以及周邊安保等內容。＜nextpage＞
在一系列政策變化中，防衛預算增額最受矚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表示，決定未來5年防衛費總額增至43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2萬億元），是2019年至2023年總額的1．5倍。到2027年，日本防衛費及相關費用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這意味著日本向北約的軍費開支水平邁進。
對於目前財政困難的日本政府來說，大漲防衛費的經濟壓力頗大。12月8日，岸田文雄表示，為了確保防衛費的財源，2027年度起每年度需要約4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040億元）的追加財源，其中逾1萬億日元計畫通過增稅來籌措。考慮到物價飈升已對民生造成負擔，岸田明確表示“不會采取增加個人所得稅的措施”，預計將以提高企業所得稅為主展開討論。
今年5月，岸田文雄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時就已表明，日本防衛費將“大幅增加”。時隔6個月，兩人再次於柬埔寨金邊相見，岸田文雄向美方傳達了敲定防衛預算激增的消息，并在會談後告訴媒體“得到了拜登總統的大力支持”。
實際上，就國防開支問題，美國不止一次“敲打”過日本。早在2020年9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就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希望包括日本在內的同盟國“國防開支至少增加到占GDP的2％”。當時，日本防衛相關支出僅占GDP的0．9％。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日關系研究中心秘書長蔡亮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日本強化防衛力，其國際背景是美國希望北約“亞洲化、印太化”，此舉一方面是在回應美國的要求。對美國而言，美日同盟是所謂“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石，因此需要更加強大的日本，以在“印太”發揮作用。
北約在今年6月新出台的戰略概念文件中首次提及中國，同時美國正加緊拉攏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展開“印太地區”合作。今年6月，日韓澳新四國領導人首次受邀參加北約峰會，分別舉行了美日韓、日韓新澳兩場小範圍峰會。此後，四國副外長又於12月初舉行磋商。共同社報道稱，四方討論了如何在“印太地區”開展合作以及與歐美等協作，并且討論到了“推進海洋活動的中國”。＜nextpage＞
繼“四方安全對話”（QUAD）之外，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又一新“小團體”中被賦予角色分工，防衛力強化的需求更顯強烈。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8日在一個安全論壇上說，美國正在密切關注日本修改安保文件以增加防衛力的討論。
除美國的要求之外，日本也有自身的考慮。在12月6日的外務省記者會上，日本外相林芳正表示，外交努力是必要的，同時也要強化防衛力，展示出守護國民的體制，將使日本外交具有說服力。
日本自民黨在今年4月提交安保文件修改意見書時表明，鑒於安保環境空前嚴峻，從根本上加強防衛能力刻不容緩。在財務省去年11月發布的防衛預算文件中，專門列出了從1996年至2021年中日兩國在國防開支和武裝力量發展上的對比數據。
蔡亮指出，從另一方面來看，日本認為來自中國、俄羅斯、朝鮮的安全威脅越來越大，因此要給本國國民一個明確的說明，即日本能够應對逐漸惡化的周邊安全局勢。日本與中國在軍費開支上縮小差距，可以起到所謂的“不對稱威懾”作用。然而，對於結構性矛盾，應該要堅持對話、管控危機，以此作為“防護欄”。
日媒稱，雖然中國軍力增強，但它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因此在安保文件中用怎樣的語言來定位中國成為焦點。
擴軍增稅的“抓手”
2013年，日本制定了現行的《國家安全戰略》，該文件時隔9年多修訂，在世界格局發生巨變的背景下，日本對於周邊國家的定位和立場引發關注，重點涉及中國和朝鮮。
在日本現行國安戰略中，中國被描述為“包括我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關注事項”。日媒稱，此次將把有關中國的記述修改為“至今為止最大的戰略挑戰”。＜nextpage＞
據《朝日新聞》報道，今年4月，自民黨向政府提出修改國安戰略的提案，要求重點關注中國軍事動向，并呼籲在當中寫明“中國對包括日本在內的該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對此，公明黨認為這樣表達過於強硬，該黨黨首山口那津男表示，稱中國為“威脅”的對抗姿態具有誤導性。同時，考慮到中日經貿關系，日本經濟界也有很多聲音希望與中國和睦相處。因此，日本政府預計將避免使用“威脅”一詞，而是“挑戰”。
對於朝鮮，由於該國頻繁試射導彈，日本的抗議態度更顯強烈，擴大對朝單邊制裁，并加強與美韓的聯動應對。防衛大臣濱田靖一10月曾指出，朝鮮可能已經實現了核彈頭小型化，提醒日本加強警惕。
日本現行安保文件提到朝鮮時說，“從根本上加劇了威脅”。《讀賣新聞》刊文稱，朝鮮將在新版文件中被記為“嚴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脅”。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陳子雷對澎湃新聞分析說，渲染周邊國家威脅已成為日本擴軍增稅的“抓手”。日本為了實現其所謂的“正常國家”目標，并回避國內各界的反對聲，現采用迂回方式，試圖借助“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來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動增稅擴軍，進而謀求修改憲法，以最終實現所謂的“正常國家”目標。
在今年7月的日本參議院選舉中，對修改憲法持積極態度的“修憲勢力”在參議院所占議席達到了在國會發起修憲動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岸田表示：“將推進相關舉措，盡快走到發起動議這一步”。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修憲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夙願，岸田文雄表現出打算把修憲作為政權運營的中心的想法。
“泛安全化”陰影＜nextpage＞
在日本，安全問題成為影響經貿、科技、人文等領域交流的一大影響因素，也在影響中日民間情感。蔡亮指出，這體現出日本的“泛安全化”傾向，以渲染“國外威脅”和捍衛國家安全為名，將大量非傳統安全議題納入安全話語體系。
作為岸田政府的招牌政策，《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今年5月已獲參議院批准，包括構建供應鏈、確保核心基礎設施的安全、尖端技術的官民研究和專利不公開。而且，日本將降低戰略物資采購依賴國外的風險。日媒指出，經濟安全意味著安全利益優先於經濟增長，這與岸田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并不一致。
此外，在中美戰略競爭和新冠疫情的叠加下，日本還在強化供應鏈安全保障，日企正在推進供應鏈重建。《日本經濟新聞》指出，美國、歐洲和日本似乎正在加強將中國從全球經濟中分離，但供應鏈若脫離中國將大大增加所有產品的成本。2020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占日本進口總額的26％，這比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比例都要高。擴大在中國的業務對提高日本的競爭力至關重要。
在不斷強調安全問題的背景下，日本民衆的想法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也可能會間接影響民間交流。根據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的第18屆北京－東京論壇“中日關系輿論調查”，相比去年，更多人對周邊地區安全局勢感到擔憂，希望避免衝突。圍繞是否感受到軍事威脅，79．8％的日本受訪者給予肯定回答，較去年上升10．9％，認為軍事威脅來自朝鮮的日本人最多，其次是中國。而在中國，不足五成受訪者認為感受到了軍事威脅，這是自此項民調發起以來的最低值。
在“泛安全化”的影響下，中日互信的增進面臨阻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7日在第18屆“北京－東京論壇”上發表視頻致辭時說，中日要以誠相待，致力和平共處。鄰裡關系不應被卷入陣營對抗的窠臼，更不應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