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7日電／據大公報報道，香港回歸以來，在不同方面均把人權放在優先位置，據基本法第3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公約》第21條保障了和平集會和自由結社的權利。但這些權利不是絕對的，《公約》明確指出，如果涉嫌“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就可以限制有關權利之行使。
個人權利要與社會利益平衡
據《公安條例》第13條，若在公路、大道或公園舉行超過30人的公眾遊行，就必須通知警方，若通過申請，警方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但如果活動期間出現暴力、混亂情況，或引致嚴重交通阻塞等合理原因，警方可能會拒絕申請，或為活動附加條件。若申請人對決定不滿，由退休法官或前裁判官擔任主席的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有權推翻有關決定。
2005年，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未獲批准而舉行約40人公眾遊行而被定罪，其就通知書制度上訴至終審法院，稱該制度違憲（FACC 1＆2／2005）。終審法院時任首席法官李國能、時任非常任法官梅師賢等人，認為原審判決通過相稱性原則，“在社會利益與個人和平集會權利之間取得適當平衡”。由於警方行使酌情權符合法定要求，因此符合憲法要求，遂駁回梁國雄的上訴。
今年4月16日，黎智英、李柱銘、梁國雄等7名被告因參與前年8月18日的非法集結，而被判罪成，另外兩人早前經已認罪。案情指，警方向維園集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後，被告卻無視警方的反對，開始非法遊行至中環方向。法官認同通知書制度，拒絕相信被告當日進行所謂的“流水式疏散”，故判處眾被告8至18個月監禁，其中4人獲緩刑。鑒於有關罪行最高可處以5年監禁，而被告當中有數人是“慣犯”，相關判決已經算是寬宏大量。
當然，香港不是唯一一個會對和平集會權利進行合理限制的地方，集會自由並非絕對，可謂國際共識。當政府實施相關限制，通常是為了維護公眾利益，保障其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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