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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政府注定會在跌跌撞撞的調整中尋找對華政策方向 |
中評社╱題：拜登政府對華競爭策略的初步分析 作者：鄭劍（北京），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摘要】拜登政府注定會在跌跌撞撞的調整中尋找對華政策方向。而任何正確的政策都是主觀願望與現實條件之間的妥協的結果，期望和現實往往不能劃等號。順利把各色盟友夥伴糾合起來制服中國，保住世界霸主地位；讓中國永遠處在跟班位置，最好“江山變色、四分五裂”，這樣的前景對美國來說固然“理想”，但未必現實。在新的時代，人類社會未必會有冷戰2.0版的生存空間。誰想塑造這樣的空間，誰就會作繭自縛。
當前，國際上有一個重大問題引人關注，就是拜登政府究竟會推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如何展開對華戰略競爭，包括如何處理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灣問題？各方判斷有大體一致之處，主要是不會改變對華戰略競爭關係性質、更加突出意識形態差異、強勢回歸聯盟戰略傳統、有選擇利用涉華熱點問題、持續開展經濟科技角逐等；亦有相當多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拜登政府對華競爭的戰略策略運用方面，包括整體對華關係氛圍塑造、鬥與破的關係、近中遠期和終極目標、各類競爭手段運用原則、博弈力度尺度把握、軍事安全力量的角色，以及各類具體問題處置、雙方可妥協空間等，也就是說，主要疑問在於：拜登政府會在多大程度上與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離開距離？如果另起爐竈的話，拜登政府期望塑造什麼樣的美中關係？
一、大戰略下美國對華政策考量
歸納起來，迄今各方對新形勢下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的具體判斷大致有三類：一類是趨向緩和。持此種看法的目前似占多數。他們從中美在經濟恢復、氣候變化、疫情應對、國際熱點問題管控以及美國“安內”任重、防止中美競爭失控等方面，認識美國有求於中國的現實需求，并結合中國的強大實力、發展潛力、復興前景，認為美國終究需要面對現實，對特朗普政府肆意妄為、任性霸道的對華政策進行不同程度撥亂反正有其必然性。另一類是更為強硬。或先軟後硬、近緩遠緊。這種看法占相對少數，但聲勢亦很大。他們從其所認知的大歷史、大縱深、大框架、大格局出發，認為現實需求所牽引的中美關係緩和局面有其暫時性，雙方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導致掉進“修昔底德陷阱”或大國高強度、冷戰式、類冷戰式戰略對抗格局，有其必然性。還有一類看法是“尚在摸索中”。持該觀點的人士認為，面對被特朗普搞得一團亂麻但環境條件急遽變遷中的美中關係，拜登政府在摸索、觀望、測試、探底，中國政府亦在觀望、摸索、測試、探底，兩強相互觀望、相互探索，任何一方政策調整勢必牽動另一方隨動，故目前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下結論為時尚早。
拜登政府上台不久，從其有限、模糊、檢視式的涉華言行看，外界感覺迷霧重重并不奇怪。認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會很強硬的人士，可以從拜登執政團隊近期對華言行中強硬的一面，包括在新疆、南海、香港等問題上表態及行動中，找到其依據；認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將明顯緩和的人士，也可以從拜登執政團隊在對華言行上小心翼翼地與特朗普時代相區隔的表現中，從近期中美雙方系列高層互動中，從台灣蔡英文總統當局近期疑似在美國的壓力下在政策宣示、人事調整、某些施政舉措所擺出的“緩和”姿態中，讀出其深層次的依據。特別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歷任新政府對華由偏執強硬到緩和合作的歷史規律，更給希望中美關係春暖花開的人士以期待。唯有特朗普政府是個例外，因為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是個意外，拜登是以糾偏者的身份取而代之的。同時，中美關係緩和也是中國周邊、世界多數國家的期盼。他們不願再回歸美蘇對抗、全球“站隊”、和平發展成為奢望的冷戰時代，也不願再受特朗普式的騷擾，也就是說，世界普遍希望中美和解。
從現實角度看，拜登上台不滿兩個月，就認為其已經把如此複雜的美中關係想明白并成竹在胸，是勉為其難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美國畢竟是世界頭號大國，其政策理念有其延續性的一面。在美國，不同政黨、利益集團、背景智庫對美中關係有一定定見，其主張見之於言論、行動、研究報告、媒體采訪中；歷史有其基本規律，如果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其他的規律。當前人類社會固然發生天翻地覆變化，但任何變化都是建立在以往歷史積澱基礎之上的。換言之，拜登政府不是一張白紙。拜登政府及其執政團隊在上台前後，無論出於爭取選民、國會提名，還是對華出手、國際塑造，在對華政策方面已經表露一種相對明顯的大戰略思維下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交織的政策策略傾向：穩步促變，運用大戰略理念、間接路綫戰略思維、聯盟戰略傳統，動員全政府力量，注重軟實力、軟手段、政治戰運用，影響、圍堵、壓制、分化、“改造”中國，鞏固美國頭號霸主地位。在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裡面，我們不難看到利德爾·哈特、約翰·科林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理查德·尼克松……的影子。
美國大戰略理論大師約翰·科林斯認為，大戰略是“在各種情況下運用國家力量的一門藝術和科學，以便通過威脅、武力、間接壓力、外交、詭計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對敵方實施所需要的各種程度和各種樣式的控制，以實現國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標”。（約翰·科林斯《大戰略》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 內部參考1978年1月第1版P21）利德爾·哈特主張，“避免向堅固的陣地作正面突擊，儘量從翼側采取迂迴行動以猛擊要害的地點”（利德爾·哈特《戰略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P7）約翰·科林斯還引用利德爾·哈特的話講，“真正的目的與其說是尋求戰鬥，不如說是謀求一種有利的戰略態勢。”尼克松在《不戰而勝》中則直言不諱：“如果我們不去領導自由世界，便不會再有自由世界可供領導。”“我們的回答不能僅僅是不戰而和。我們也必須爭取不戰而勝。”（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朱佳穗等譯 長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2）
美國對自身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有自戀，對作為上帝“應許之地”有“拯救世界”的“使命感”，對軍事力量有自信，對經濟科技有底氣，對聯盟戰略有期待。而且，這也是其所認為的中國的“薄弱環節”，并據此作為對華戰略遏制與競爭的抓手和著力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1日接受CNN專訪時稱，美國的優勢地位來自以下幾個方面：強大的同盟關係，這是中國所沒有的；美國在全球以及國際機構中的積極參與；在中國挑戰美國的價值觀時捍衛這些價值觀；并確保美國的軍隊能够威懾中國的侵略以及投資於美國人民，使他們能够充分競爭，好消息是……，上述每一個確保美國處在優勢地位的因素完全在美國的掌控之中。布林肯進一步指出，“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構成的挑戰既與中國新興的實力有關，也與我們自造的弱點有關。但我們可以解決這些弱點。在建立更強大的聯盟、與世界進行接觸、捍衛我們的價值觀、投資我們的人民、確保我們的軍事態勢等方面，我們也可以在這些領域更好地重建”。
二、競合交替、鬥而不破
就是有別於特朗普直接對撞式的戰略競爭模式，剿撫并舉，明修改善關係棧道，暗度遏制打壓陳倉。通過推進對華對話合作穩局，緩和關係、降溫局勢、降低對抗、建立合作；高舉意識形態旗號，從聯盟戰略入手，動員“全政府”力量，以經濟科技金融和地緣戰略領域為主戰場，軟硬兩手并用、間接直接手段結合，推進制度模式競爭、西化分化改造、經濟遏制塑造、外交孤立圍堵、軍事包抄封堵；注重把握尺度和分寸，保持必要柔性和靈活性，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競合交替、鬥而不破，“無論我們在處理這個關係的任何一方面，我們都必須能够處在優勢地位而不是弱勢地位來與中國打交道。”（布林肯語）
在特朗普遺留的嚴重惡化的中美關係氛圍中，布林肯在2月1日CNN專訪中稱，“毫無疑問，中國對我們構成了最大的挑戰，但這是一個複雜的挑戰。美中關係中有對立的方面，當然也有競爭的方面，而且也有一些合作的方面。” 2月4日，拜登總統在視察美國務院并發表20分鐘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表示，“我們還將直接應對我們最強勢的競爭者——中國對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構成的挑戰。我們將對抗中國的經濟行為，反制其激進的、脅迫的行為，回擊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進攻。”同時強調“我們也做好與北京合作的準備，當這麼做符合美國利益的時候”。 拜登這段話把中美矛盾擺在前面，把中美合作擺在條件之前，一方面反映了其政策傾向，另方面亦折射出時下美國社會、精英階層的涉華政治輿論氛圍。換言之，拜登此番言論所表達的，既有其想做的，也有給政敵看的成分。另據外媒評論，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事務的兩位新一代“中國通”格維茲(Julian Gewirtz)和杜松如（Rush Doshi），一方面都認為美國應向中國展示強硬態度，另方面也都“對中國著迷”，并依然預見有一天中美關係可重新得到發展。
中國不存在爭霸世界的世界戰略，中國對外政策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針，一以貫之、堅定不移。特朗普4年倒行逆施業已證明，美國采取爆衝對撞式的敵華政策會渙散盟友夥伴、激發國際反感、重創自身形象與利益，弊大於利。這種建立在你死我活式爭霸基礎上的僵硬政策，不適合新的時代、新的對手、新的聯盟、新的夥伴、新的世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三、對華意識形態戰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國對外政策亦講求“師出有名”，無論和平外交還是戰爭行動，總是千方百計選擇一個自以為是的道義旗號，以凝聚國內、號令天下。拜登政府明確把中國定位為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上的對手，用“民主自由人權”整合凝聚國內不同陣營群體和黨派，動員組織國際意識形態同盟。在2月4日演講中，拜登宣稱，要以“民主價值”對抗更多的“威權主義”，“美國要以榜樣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樣來領導”。
特朗普執政時期的2018年中，美國學術界突然興起對華政治熱戰，建議特朗普政府效法當年對付蘇聯的政治戰套路來對付中國，以期望取得同樣戰略效果。預計拜登政府亦會重拾政治戰理念，結合環境條件變化，對付崛起中的中國。給中國政府貼上“威權主義”標簽，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治國理政理念，在國際上勾畫思想理念陣營鴻溝；抹黑中國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塑造“中國模式威脅論”，激發國際反感和反對；歪曲中國對外政策，散布“中國威脅論”，恐嚇各國；推進泛意識形態化政策，不但組織“民主國家聯盟”，而且在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等非政治領域組織或支持意識形態一致國家聯盟，制定完善內涵意識形態色彩的規則條款，排除、排擠、限制中國；挑撥利用中國內部社會問題和群體認知差異，擾亂中國。在民主黨執政時代，美國對意識形態武器的運用無疑會更加泛化。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對華意識形態戰是手段不是目的，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促使中國改旗易幟不是美國對華政策和國家戰略的終極目標，遏制中國崛起才是。這是一個自信矛盾的邏輯，但美國對外政策的本質如此。理想主義邏輯要求美國向“威權主義國家”推銷“民主人權”，但現實主義邏輯又懼怕“民主人權”給對手帶來強大。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坦言：“如果他（指戈爾巴喬夫）在國內的巨大改革獲得成功，那麼我們在21世紀將會面臨一個更為繁榮和富饒的蘇聯。那時，它將成為比今天更難對付的敵手。”（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 朱佳穗等譯 長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4）極為危險的是，美國如果把對華意識形態戰作為解決國內問題的重要抓手，將對中美關係造成長遠傷害。
與一般人的想當然認知相反，喬治·凱南并不主張美國輸出意識形態，他對美國灌輸甚至強迫他國接受其價值觀的做法表示過強烈質疑。活了101歲的喬治·凱南至死都在追問“美國外交政策中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想當然的觀念。美國能否維持一種不受國內狹隘利益集團鉗制的明智的外交政策？美國真的能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國家樹立典範嗎？在什麼情況下海外軍事干涉值得美國付出鮮血和金錢？……如果華盛頓追求更為孤立或者至少更為謹慎的策略，美國和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好嗎？”（喬治·凱南著 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 曹明玉譯 《凱南日記》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64）遺憾的是，美國當政者沒有一位能聽取其忠告并做到這一點。唯獨特朗普聲稱不輸出意識形態，但實踐中他打“意識形態牌”的力度不比其前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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