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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元意識形態之爭到多元利益整合
http://www.CRNTT.tw   2021-04-10 00:12:21
可以嘗試利用法團主義民主的多元性,恢復香港政治和選舉制度的利益整合功能。
  中評社╱題:從二元意識形態之爭到多元利益整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法團主義民主探索 作者:李浩然(香港),博士、太平紳士,香港特區政府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基本法基金會會長

  儘管一直以來,《基本法》安排下的選舉委員會制度都帶有強烈的法團主義民主色彩。然而隨著今次完善選舉制度,選舉委員會的作用被加強,連帶法團主義民主理念的作用也被放大了。這樣的嘗試,不單旨在打破香港長時間二元意識形態對立,恢復健康選舉制度應有的利益整合功能。同時也是希望通過以多元替代二元,修復香港社會的撕裂。并巧妙地使多元的利益訴求,既能够參與到整個利益整合過程中,又不至於直接左右行政和立法的工作,為施政效率和民主下的互相討價還價取得平衡,使政治運作能够儘快回復成為香港發展的推動力。

  一、序言

  過去多年,香港的政治,特別是選舉生態,被二元化的黃、藍意識形態鬥爭所騎劫,使民生凋零。隨著狀態已經到了不得不把相關的制度缺失修補,但香港自身又沒有足够的健康機制去做出處理,全國人大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最後的把關者,遂適時適當介入。這次介入最主要除了從政治倫理上明確“愛國者治港”的參政品格要求之外,也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選舉產生辦法上,由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進行修改。有關的完善選舉制度體現和遵循著《基本法》當中所定下的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進行。既針對香港當下所出現的選舉困局作出解決方案,也循著進一步優化法團主義民主的道路,為香港探索一套適合香港社會結構和文化、更能够使民主可以健康有效運作的選舉制度。

  其中對於選舉委員會制度的完善,重新引起大衆對這個制度和其背後民主理念的關注。這一方面增加委員數目至1500人,以擴大社會的參與和代表面。另一方面,選舉委員會除了投票產生行政長官之外,根據今次的完善方案,還會負責選舉產生一定比例數量的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的作用驟然加重。選舉委員會成為了行政和立法關係的特殊紐帶,通過間接模式使立法與行政的關係加強,從而寄望鞏固和強化行政主導的制度安排。同時也把為數更多的民意代表,帶入香港日常的政治運作中去。

  二、香港二元意識形態之爭下的選舉困局

  普遍選舉(Universal Suffrage)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一般來說,是指一人(達到一定年齡者)一票的選舉方法。普選之所以獲得許多人的推崇與青睞,主要是由於這種選舉模式產生的結果代表了所謂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

  然而,隨著近年民粹主義在全球的復興,使普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民粹主義(Populism)是在19世紀俄國興起的一股社會思潮,主張普遍民衆的權益,相信普遍大衆的智慧。民粹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民衆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衆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依靠平民大衆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并把普通群衆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性力量;通過強調諸如平民的統一、全民公決、人們的創制權等民粹主義價值,對平民大衆從整體上實施有效管理。民粹主義主張依靠民衆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從根本上反對精英主義。認為掌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損害普通民衆的利益,因此民粹主義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義者認為全球化對普通民衆不利,對統治精英有利,因此也反全球化。

  民粹主義者認為通過選票有可能改變他們反對的政府和政策。民粹主義所主張的一人一票,以多數票決的方法帶來了民粹主義的核心問題,即決策的非專業性及盲目性。這直接導致普選制度可能衍生出“多數人的暴政”。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經提到,民主制度的最大優點是自由,但不顧一切過分追求自由的結果,則會破壞民主社會的基礎,最終導致極權。從歷史經驗來看,假如民衆一味相信自己的決策而自身又沒有任何制約,那麼個人的不良思維模式可能會上升為不良行為模式,乃至演變災難。

  今天的政治現實,是世界普遍性的意識形態鬥爭思維被強調和宣揚,并因此強化了民粹主義的蔓延。這種意識形態鬥爭狀況的世界普遍性,包括在香港,很大程度是源於美國在全球的對華政策。隨著中國發展,美國認為中國將會對其霸權構成威脅。為了應對中國,除了在外交和軍事等正式國與國之間層面進行對抗之外,還通過其所謂的軟實力,利用文宣方式挑動不同國家的民衆,產生對中國的負面感覺。從較遠的“一帶一路”,抹黑中國和沿綫國家的正常借貸和貿易合作關係,說成是所謂的債務陷阱;到今天中國對其他國家基於人道合作提供新冠肺炎疫苗幫助,又被抹黑為進行所謂疫苗外交。很不幸地,香港社會也跌入到美國這套話語陷阱當中。香港一些參政人士,完全基於對中國的意識形態仇恨來進行政治工作。對內,他們嘗試阻撓一切政府提出的政策,也因而有了反對派所謂的“35+”攬炒動員,其目的便是通過完全癱瘓政府和議會運作來追求其政治訴求。對外,這些參政人士在組織選舉動員時,往往以挑動選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仇恨為基礎。這一類通過販賣恐懼和仇恨的選舉動員方式,跟美國以特朗普式選舉動員為代表、或者是台灣蔡英文總統在2020年選舉中向選民販賣所謂的香港恐懼的選舉策略,通過強化民粹主義獲得選票有著非常相似的原理。

  在香港,相關政治操作更進一步被兩種不同的政制發展主張所激化。一部分參政者主張全盤西化,認為應該把西方模式的選舉制度搬到香港。另一部分參政者則主張一種非殖化民主進程,主要內容體現在強調香港作為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特區的地位,需要跟中央政府互相協調和建立起互信關係、同時反思西方選舉模式跟香港社會的契合度,不主張全盤西化。兩種不同的主張,在美國以挑動對華仇恨的外交政策文宣背景下被激化。

  事實上,民衆在參與政治活動時,并不可能達到專業和擁有完整信息的理性。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互聯網的普及使用進一步放大了美國宣傳信息造成民衆情緒化、盲目化、極端化效果。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選舉制度,便要面臨著因意識形態鬥爭而激起的民粹主義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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