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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來倚靠對外經貿以突破政治困境的台灣，如今經濟上與政治上都與大陸無法分離。 |
中評社╱題：台灣社會對於中國大陸“他者”的迷思 作者：蕭衡鍾（台灣），台東專校助理教授、北京大學、文化大學博士
台灣的本土主義以跨國强勢力量下的從屬者與受害者自居，以深耕台灣在地來維護台灣的自主性，强烈扺抗諸如大中國本位主義或兩者合流的跨國主義等壓迫性力量，認為中國若不是利害上的直接對手，間接而言也會傷害台灣在地的弱勢利益。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之前的大陸是敵人，投奔對岸就是“叛國”，現在對方招手歡迎台灣，要能夠極力抵制大陸發展機遇的台灣人才稱得上是愛國、愛本土，雖然台灣人不再以所謂的“共匪”來理解中國大陸，但大陸依然是個敵對的他者。
從農曆春節前後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兩岸之間關於滯留大陸的返台“包機/類包機”身分資格諸多爭議中，除了兩岸通婚後子女“國籍”選擇的“小明”案例外，在政治政策層面、媒體輿論及網絡聲音上引發較多討論的，還有對於包括台商在內、但不限於台商的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人，以及陸配(包括但不限於女性大陸配偶)等兩類人士返台權益與就醫權利的爭論。
一、經濟利益上的“他者”——台商
過去在冷戰結構下劃分開的兩岸陣營，可以看做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現代性路線之爭，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西方有論者認為冷戰已經結束，新自由主義得以向前共産國家突圍，或謂“和平演變”。早前兩岸的現代性路線對峙關係，到了後冷戰時期，已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與區域整合一體化發展的先後位階與競合關係，影響到了東亞區域的勢力版圖。國際間慢慢形成一種“中國威脅論”的想像：古老的中華帝國會不會再度復辟為超級霸權？中國周邊的國家擔心，中國大陸的崛起有可能使得資本主義現代性，在19世紀以來形成的東亞文明位階陣勢再度逆轉，致使其它周邊國家再度被邊緣化。
中國大陸經濟條件的上昇對於台灣而言更加複雜，政治問題隨著大陸改革開放而與經濟議題更加牽扯不清。在冷戰時期，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自己的資本主義路線有關，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長期遭受壓迫，台灣人更加强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突破政治困境，爭取國際能見度。大陸經過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在1990年代末期到達一定高度，在21世紀成為眾人眼中的新興經濟大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對地台灣的對外貿易逐漸高度倚賴大陸甚過美日，向來倚靠對外經貿以突破政治困境的台灣，如今經濟上與政治上都與大陸無法分離。
全球化時代台灣社會對大陸的集體負面感受，此一集體情緒以怨恨為核心而摻雜了妒羨、憤怒、不滿及報復衝動，源自於台灣身處現實情況之惡劣與理想之難以達成。政治上尋求理想國際地位的台灣，始終欠缺制度性的承認與支持，而大陸的一中原則與一中框架不僅是關鍵“阻撓者”，同時又取代了台灣之前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位置，居於弱勢的台灣在挫折與屈辱當中不斷地咀嚼這些負面情緒，台灣民眾普遍自認經濟實力堅强，理應享有與所有國家平等的地位，不應該被矮化，但原本被隔絶於民主陣營之外的中國大陸，卻蛻變成經濟與政治强權，台灣卻面對邊緣化的命運，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深了台灣人的無能意識，覺得自己缺乏在現實中反擊對手的能力，更加引起台灣社會的焦慮與怨恨。
冷戰時期兩岸的對峙是現代性路線之爭，到了後冷戰時代，為了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保有自己的存在價值與競爭優勢，台灣仍然對大陸保有强烈的競爭欲望，競爭的欲望卻是為了保持自身優勢與現代性位階。在台灣眼中，中國大陸進入國際經濟體系，和台灣在同一個場域裏競爭資源，而大陸在許多方面都追趕著甚至是超過台灣，就算不是直接競爭的對象，大陸的强大勢必造成台灣競爭優勢的喪失。
台灣企業“登錄”是基於潛在市場發展的利基考量，在很多台灣業者心中，台灣比起其他前冷戰資本主義陣營都要有發展優勢。台灣的企業營運者與創業人士同時將大陸視作競爭對手，但又進軍大陸市場是毫無矛盾的，在意識形態層次與經濟層面，大陸是台商眼中最不該錯失的市場，但台商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對手除了其他海外力量之外，作為三資企業，台商的競爭對手，還有擁有發展本國市場正當性的大陸本地民營經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
對台灣經濟而言，台商前進大陸是個雙面刃，一方面進攻另一方面就是防守，但是台商冲破冷戰界線的過程中，新的衝突卻隨著跨兩岸移動條件的階級差異而出現。冷戰時期的圍堵使得跨兩岸流動的欲望被壓抑住，但是後冷戰時期，兩岸來回的流動菁英得以跨越兩岸布局，缺乏移動能力而留在台灣的人赫然發現實際上自己可能失去更多。大陸既然是個更大的市場，那麼也意味著包括台商在內的熱錢將大量集中於大陸，長此以往難免使台灣經濟回到經濟奇蹟起飛以前的邊緣位置。
面對大陸經濟崛起，台灣的民粹主義與本地主義有了一致的目標。通過所謂的“愛台灣”論述以維護台灣利益為核心理念，近年蔚為政經場域流行用語。在對台商的操作上，本土主義的台商前進大陸等海外市場的前提是“台灣優先”、不能損害台灣整體經濟或提高台灣政治風險。台商的角色時而成為台灣之光的代言人，時而成為損害本土利益的跨域勢力，最為主張勠力實踐兩岸和平溝通的聲音，竟是這些台灣的跨域資產階級。
經濟全球化下以跨域競爭之名，台灣人前進大陸，原先在戒嚴時期必定被宣判為“叛國”的台商，如今可以自由地出返兩岸，而且數量驚人。但台灣本地還是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些人，或者説不知道該用哪一種態度面對他們，他們逐漸成為台灣社會“親密的他者”，既是前進大陸的台灣代表，也是反向把大陸力量伸進台灣的代表。台灣的在地政權拿捏不定自己與台商與在大陸的台灣人的關係，因為他們既是流動的台灣人，也是在大中華區內部的再移動者。
台灣的本土主義則以跨國强勢力量下的從屬者與受害者自居，以深耕台灣在地來維護台灣的自主性，强烈扺抗諸如大中國本位主義或兩者合流的跨國主義等壓迫性力量，認為中國若不是利害上的直接對手，間接而言也會傷害台灣在地的弱勢利益。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之前的大陸是敵人，投奔對岸就是“叛國”，現在對方招手歡迎台灣，要能夠極力抵制大陸發展機遇的台灣人才稱得上是愛國、愛本土，雖然台灣人不再以所謂的“共匪”來理解中國大陸，但大陸依然是個敵對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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