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4日電／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鹽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沈進進，聯名多位代表提出《關於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營養改善法〉的議案》，建議將飲食營養教育納入學校教育內容等。他認為，“營養大師泛濫，走了一個林光常，又來了一個張悟本，使得公眾營養意識混亂。”不僅沒有得到健康，一些病人還耽誤了治療。（3月13日現代快報）
茄子、土豆、泥鰍、固元膏……它們都曾是當年民間保健界的“網紅”。大師撐場，專家表演，傾倒眾生，紛紛解囊。眼下，微信“朋友圈”裡最火的還是兩道菜：一是變味的心靈雞湯，二是偏方的健康指南。各種營養大師、健康專家粉墨登場，折射的不過是中國人日益勃興的“保健剛需”。
人大代表的這份議案，背後對應著讓人糾結的現實：在江蘇，每100位成人居民裡就有8個糖尿病人，超一半成年男性超重，10個成人裡3個患高血壓，學生超重率為15.7%……這顯然不是一地的情況。此前，國家體育總局公布《2014年國民體質監測公報》：相較2010年，2014年我國成年男性國民體質達標率下降。數據還顯示，2014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超重率分別為32.7%和41.6%，比2010年分別增長0.6和1.8個百分點。在這些抽象數字的背後，是困擾每個家庭的慢性病保健需求。此時，營養與健康科學“不出手”，自然就有各色鬼魅魍魎出來尋租。
一方面是體質變化帶來健康要求，另一方面是生活改善提升了保健需求。偏偏這個時候，有調查稱——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為9.48%，即每100個15－69歲的人群中，只有9.48人具備基本的公共健康意識、知識和技能。結果就是雙輸：民眾容易被網紅級“大師”蒙騙，而財政遲早要為更重的疾病埋單。有研究顯示，如果進行營養干預，一些慢性病的發病率將大幅降低。例如，高血壓和腦卒中患者在進行營養干預後，發病率僅有45%，糖尿病僅為50%，癌症僅為66.6%。換言之，即便算個成本收益的“小人賬”，哪怕純粹是為了減輕公共醫療保障支出的壓力，普及健康知識、及早營養干預，也是“性價比”超高的公共議題。
當然，這不僅是個算賬的事情。從提升國民健康素養的意義來看，首先還是權力部門的公共責任。比如日本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大力推進國民營養改善工作，2005年頒布《飲食教育法》，將飲食營養教育納入中小學校的教育內容。不少西方發達國家亦有類似的制度安排。健康從娃娃抓起，比其他一切“從娃娃抓起”的項目更有基礎性意義。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中，“健康中國”升級為國家戰略。2016年1月，國家衛計委全面啟動《健康中國建設規劃（2016－2020年）》編制工作。於此背景之下，將飲食營養等健康常識提升為國民知識結構中的基礎部分，似乎也不算高階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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