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降低對華依賴”。多年來，德國的亞洲政策聚焦中國，將發展對華經貿關係視為重中之重，中國也先後成為德最大貿易夥伴與出口市場。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德國反思對華依賴，強調“貿易夥伴多樣化”，將目光轉向印、日、澳、新、韓、越等亞太國家，呼籲德企在繼續展開對華貿易的同時，也在亞洲其他地區建立立足點，以分散風險，增強經濟韌性。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稱，德國常年忽視亞太地區，雖不時提及地區安全，但並未付出實質性努力，強調“想要吸引更多合作夥伴，德國必須對該地區海上安全作出貢獻”“德國衹有全力投入，才會受到重視”。
四是提升地緣政治影響力。德國向來重視多邊，視亞太地區各類雙邊、多邊對話為其實現區域目標“性價比最高”的方式——既可以根據議題挑選合作夥伴，又有利於德國提升地區“知名度”。皮斯托裡烏斯訪菲期間，呼籲菲律賓支持德國作為觀察員，參加東盟防務高官擴大會議工作組，承諾德國將繼續參與亞太地區事務，有意與地區國家深化亞太合作，通過廣泛參與、廣交朋友，提升其在西方聯盟內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五是向美國示好，換取美對歐安全保障。德國對攪亂亞太地區形勢、引發區域動蕩興趣極為有限，但在烏克蘭危機久拖不決背景下，德國對北約和美國的安全依賴顯著上升。德國防長在訪問期間聲稱“歐洲安全與亞太安全密切相關”，插手朝鮮半島事務，重提所謂“南海仲裁案”，顯示德正積極與美西方聯盟深度綁定，有意通過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向美展示其“戰略價值”。德國《世界報》亦稱，德國此次在亞太地區“秀存在”，是向華盛頓發出的明確信號，通過配合美“兩洋安全相關論”等敘事，為美西方進一步介入亞太安全事務創造條件，以換取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持續承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