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嘉禮
嘉禮作爲和合國家、族群和人際關係，溝通聯絡彼此情感的最爲通用的禮儀，即所謂“以嘉禮親萬民”，自然在外交和國際關係中必不可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异姓之國”（《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譬如，《詩經》中關於燕饗之禮的詩有《召南·羔羊》《小雅·鹿鳴》《伐木》等。
在舉行燕饗禮時，往往還會舉辦大射禮（周天子與諸侯間）或賓射禮（諸侯之間），就如《小雅·賓之初筵》《大雅·行葦》所描述的那樣，藉此達到周王室考察或控制諸侯的政治目的。同時也反映出《詩經》在春秋時期，已完全融入燕饗禮中，《詩》禮互爲表裏，直接服務於外交活動。
此外，吉禮中的婚禮也可作爲國家間結親和好的聯姻政策。聯姻和親政策成爲華夏集團内部以及華夏集團將周邊四夷方國納入天下體系的重要手段。像《大雅·綿》記載“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太王娶西方姜戎的太姜，外戚家族得以分封爲齊、許、申、吕四國，西戎方國也就納入天下體系，齊國與周王室成爲“甥舅之國”，達到了聯姻政策的實際效果。
作爲宗主國，周王室實行分封制，但對諸侯國却並不佔有絶對優勢，更爲深刻的教訓是，在經歷商王室後裔大舉復辟的“武庚復商”、周王室與上天無法正確溝通的“卜龜失靈”以及東征平定管叔和蔡叔的内亂之後，周公旦對基於血統的傳承、鬼神的信仰來獲得天命的自信已然消失，就有了《大雅·文王》中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之説。周朝政治領導人開發出“天命靡常”的觀念，相信衹有充實自身的德性，藉由德性開啓智慧，廣施善政，實現天下體系内的方國由小康走向大同，這樣才能獲得“天命”，“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雛形也得以生成，由此“德性天命觀”取代“血統天命觀”，中華文化邁往新的里程碑。⑮爲此，西周政治精英創造性發明了“周禮”（對内爲憲制，對外爲國際公法），通過制禮作樂、祭祀共同祖先、藉助血緣親緣關係的“家國同構”，塑造文化政治共同體，形成當時强大的制度優勢，解决了“以一治衆”“以小治大”的内政外交課題，也爲中國塑造了政治文化優先、而非經濟或軍事優先的治國理政的價值要義。
三、西周春秋時期的詩禮外交：話語體系與外交藝術
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作爲周朝禮樂文明制度的核心載體——《詩經》，通過禮樂制度和官學教育在各國中推廣普及，助力“語同音”的“官話”系統漸次形成，以及“書同文”的文化共同體創生發展。作爲接受官學教育的讀書人（士），必須諳熟《詩經》，成爲外交官或者參與國家外交活動時，自然成爲推廣普及《詩經》文化的主體力量，也由此開創全球外交和國際關係史上極具特色的詩禮賦詠外交，將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動發展爲外交藝術，展現出華夏文明的創造性軟實力，同時又反哺周朝的禮樂文化制度。
1.《詩經》與分封制、井田制等其他政治制度一道，構成政治文化制度優勢，維護着周朝天下體系的治理秩序
在西周偉大的政治家們看來，“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修身》），因此，必須創建一整套便於操作的禮樂制度，把民衆生活、社會倫理、教育信仰、治國理政、軍事外交等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的範疇進行規範和文化重構，依靠制度優勢，達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小雅·楚茨》），實現民心向善、社會和諧、國家長治久安、天下太平。
《詩經》内容豐富深刻，許多是爲諷諫朝政、外交聘問、君臣宴饗而創作，稍加引申就可移用相應的場合。特别是其詩意朦朧含蓄，引發的聯想、理解和詮釋具有極大的彈性空間，爲斷章取義地用詩提供了方便。通過民間“采詩”、各國“獻詩”、政府彙編結集，經過“歌詩”傳唱後，再回到中原各國和四夷方國，在這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加大了《詩》的文化輻射力，堪與後世的《聖經》在世界流傳相媲美。
可以説，《詩經》是奠定“經典華夏”和“人文中國”最爲重要的系統工程，不僅與樂構成歌曲傳唱，更是與禮樂合而爲一，構成周禮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頌《詩》行禮、《詩》禮教化、賦詩言志等方式，發揮着華夏文明强大的文化制度輻射功能。
2.作爲春秋時期通行教科書，《詩經》成爲標準規範的“雅言”“官話”，形成政治文化認同感和凝聚力，爲完成日後文化統合、天下“定於一”創造了條件
《詩經》通過内政外交的禮儀用樂和各國政府文化精英的交互往來，普及天下各國，讓彼此之間易於理解對方的倫理與思維，逐漸産生共同的歷史記憶和表徵系統，形成特有的政治文化認同感。孔子高度認可《詩》、禮、樂三元一體的系統教化功能，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認爲“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同時，同樂師一樣，他在授課和主持禮儀活動時，使用的應該都是標準普通話，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推廣了雅言“官話”。對有志於從事内政外交工作的學生，他强調要學以致用，告誡：“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
季札被尊爲春秋時期第一外交家，與孔子齊名，史稱“南季北孔”。他對内“三讓天下”，對外作爲文化使者，多次出使列國，倡導禮樂，弘揚儒家思想。他對《詩》樂造詣極深，《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季札觀周樂”這一典故，説明他能够以《詩》觀政，切中時弊，觀詩歌樂舞能知國政清濁、國運盛衰、民風好壞以及道德高下，被譽爲春秋智慧第一人。
其實，早在孔子修訂之前，《詩經》就已經作爲教材在中原各國以及四夷方國通行，成爲衡量個人文化政治素養和國家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標準。當孔子返魯修訂《詩經》後，令《詩經》達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的程度，如同當今流行音樂在世界各國廣爲傳唱一般，《詩經》也在最易爲人接受的藝術氛圍中，從文化外交方面爲“語同音”乃至“書同文”的“雅言”和“官話”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
3.“賦詩言志”“以詩代言”成爲春秋時期外交人員的基本技能，開創世界外交史上獨一無二的《詩》禮外交，將外事活動提昇爲各國平等參與的外交藝術
從展現國家軟實力的功能來説，“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不僅能够融洽賓主友好氣氛，增進彼此情誼，還可展現國家威望以及仁義禮智信等倫理價值觀。從《左傳》記載可以發現，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兩次弭兵會盟後，晋楚平分霸權，國際形勢趨於緩和，列國間外交活動頻繁，晋鄭兩國卿士間甚至有過三次賦《詩》高潮⑯，涌現出“春秋詩學十家”等一批“詩禮”名家。⑰他們不僅是賦詩、引《詩》、解《詩》高手，更懂得引《詩》論事、以《詩》斷事、觀《詩》知人論世，《詩經》成爲當時社會精英層的共同記憶與通用表達。
從維護國家利益的功用來説，“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不僅可以印證並獲得政治合法性，還能藝術性地解决具體的國家間課題。譬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公元前559年晋國作爲盟主召集向地會盟準備伐楚時，姜戎國首領駒支參會却被晋卿范宣子排斥，駒支理直氣壯地加以批駁，歷數戎人支持晋人的史實，並賦《小雅·青蠅》加以譏刺，令范宣子自覺理虧道歉並同意姜戎會盟。這一史實説明，《詩經》當時已完美融入周朝的天下體系，連四夷方國都掌握了如何在外交中運用《詩經》獲得政治合法性、維護國家利益的技巧。
通過“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來解决國家間的難題更爲普遍。如《左傳·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記載，吴國入侵楚國，楚將申包胥去秦國乞求援兵，秦哀公故意推脱，申包胥在秦宫外連哭七日七夜，終於打動秦哀公賦《秦風·無衣》，即“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偕行”，表明秦國願意出手相救。
當然，不懂《詩》禮的官員，定會遭到嘲諷痛斥，甚至關係個人的生死榮辱。《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記載，魯國大夫叔孫豹接待齊國大夫慶封時，見其不知禮節，就賦《鄘風·相鼠》加以諷刺，慶封却渾然不知。叔孫豹就預言“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果然，暴富後的慶封很快被殺身滅族。
春秋時期“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台賤卒，所有論説，皆引《詩》以暢厥旨焉”，⑱這是對“以詩代言”“賦詩言志”功能的概説，也是春秋時期政治思想家們的一種共識。《詩經》平台對於各國都是平等的，在這一平台上交流時，需要文質彬彬的優雅表達，自然也就排斥唯我獨尊的强勢語言，至少從形式上達到國際關係的和諧共存。僅從這點來看，現代國際公法意義上的平等原則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具備實現的條件。
四、結語
《詩經》作品真實再現了西周春秋時期華夏諸國與四夷方國在“天下體系”内交流互動的情形。在周朝的“天下體系”内，各政治行爲體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周朝的政治領導人出於强烈的憂患意識，引發“天命靡常”和“天人合一”的認知，發明内爲憲制、外爲國際公法的周禮等天下治理制度，培養出一批批具有天下情懷的政治文化精英，依靠《詩經》等核心載體全面推行禮樂制度，並開創了全球外交和國際關係史上獨具特色的詩禮外交，將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動提昇爲外交藝術，將“天下體系”逐漸打造成一個“語同音”“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共同體，形成政治文化上的凝聚力，展現出華夏文明的創造性軟實力，爲日後的大一統創造了諸多重要的制度性條件。
台灣學者傅啓學認爲，從周代開始，中國在文化上已是大一統之局，秦滅六國後，中國才形成政治上的大一統之局。⑲中國何能成就大一統，能將不同地區、不同性格、不同風習之族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統之下，來共同創造一個歷史傳統？是因爲與其他國家民族相比，中國人自古就表現出强大的民族性天賦，即政治的能力、創立優良政治制度的能力，所以才能完成大一統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局面歷數千年之久而不敗。⑳ 至於未來人類世界究該永遠分裂抑或融和相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給出了路徑優化方案。至於如何提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當今國際社會結構中的嵌入度，歷久彌新的《詩經》中的中國古代外交智慧無疑可供充分借鑒。
註釋：
①（加）杰克遜等.國際關係學理論與方法[M].吴勇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②趙汀陽.天下究竟是什麽？——兼回應塞爾瓦托·巴博納斯的“美式天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39(01).
③劉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恒的巨流[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④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M].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
⑤楊寬.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⑥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⑦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聯書店,1999.
⑧袁建平.中國早期國家時期的邦國與方國[J].歷史研究,2013,(01).
⑨王柯.從天下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⑩洪鈞培.春秋國際公法[M].上海:中華書局,1939.
⑪陳戍國.詩經刍議[M].長沙:嶽麓書社,1997.
⑫沈文倬.宗周禮樂文明考論（增補本）[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⑬江林.《詩經》與宗周禮樂文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⑭江林.《詩經》與宗周禮樂文明[D].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所博士學位論文,2004.
⑮陳復.論中華文化的樞紐蜕變: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J].貴州文史叢刊,2016,(04).
⑯裴默農.春秋戰國外交群星[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
⑰劉毓慶,郭萬金.春秋世卿公族與詩禮名家——春秋十家詩學評説[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4).
⑱勞孝輿.春秋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5.
⑲傅啓學.中國古代外交史料彙編[M].台北:中華書局,1979.
⑳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7月號，總第319期，P112-1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