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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編寫者：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長郭廷以，早年曾任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清華大學教授。 |
中評社╱題：“‘孫文定制’與‘一國兩制’” 作者：王華（上海），上海春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春曉智庫負責人
【摘要】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曾主張：“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實際上，在孫中山先生那裡我們有4面旗幟，可以服務於“一國兩制”的政治要求，并為“一國兩制”進入台灣社會充當“護身符”：“孫文既定的國家主體制度”；“孫文遺留的邊疆省區制度”；孫文生前所願：“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孫文生前所囑：凡勾聯外國，敵視中國，分裂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大陸對台“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正是遵奉孫文生前所囑。以上四項內容可以合稱為“孫文定制”，取義“孫文生前既定的制度或制訂的辦法”。
在七十九年前，即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曾特別強調：“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①
雖然“七大”已經久遠，但是在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中，毛澤東關於“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的觀點并沒有過時。大陸的“一國兩制”論述要想突破台灣社會的“反共”精神壁壘，打破台灣社會對大陸根深蒂固的門戶之見，孫中山這面旗幟萬萬不可丟。
實際上，我們在孫中山先生那裡，可以尋找到4個有價值的思想資源，以服務於“一國兩制”的政治要求，并為“一國兩制”進入台灣社會充當“護身符”：①“孫文既定的國家主體制度”（即孫中山先生生前曾多次公開主張“此後中國將采行社會主義”）。② “孫文遺留的邊疆省區制度”（為國家統一，在具有分裂風險的高危邊疆省區，可以尊重當地意願，保留舊有社會制度，比如民國時期蒙古西藏，現在台灣地區也可以）。③孫文生前所願：“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够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④孫文生前所囑：凡勾聯外國，敵視中國，分裂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以上四項內容可以合稱為“孫文定制”，取義“孫文生前既定的制度或制訂的辦法”，也取志於先秦《鶡冠子》“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
一、“孫文定制”的第一塊拼圖——“孫文既定的國家主體制度”：民國建立之初，孫中山先生主張“此後中國將采行社會主義”，在“一國兩制”之中，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乃遵奉并采行孫中山生前既定之制
（一）從孫中山先生1912年4月12日主張：“此後中國將采行社會主義”，到10月14日申明：“願我中華民國一變而為社會主義國家！”說起
台灣社會長期視自己的社會制度為“良制”，因而有“一國良制”對抗“一國兩制”的兩岸歷史。後來台灣社會普遍認為“一國良制”在台海兩岸實現無望，於是很多人不甘心未來社會主義的北京作為統一後的中央來節制台北，因此轉投台獨陣營，於是台獨由“少數”變成“多數”。 台灣方面視自己為“良制”，并長期醜化、抹黑大陸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居高不下的“仇恨值”，是造成台人長期拒統、台獨一系獨大的根本原因。
然而，很多台灣人不知道的是，“中國采行社會主義”係孫中山先生生前既定之制，在台灣自己編寫的官方正史當中，就有權威歷史記載。1979年6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編寫并出版發行《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該書第一册第39頁記載：1912年4月12日（農歷2月25日），中華民國發生了兩件大事，原文如下：
“4，12（二，二五）
（1）湖南省特別議會被群衆強迫解散。
（2）孫中山告西報記者，此後中國將采社會主義，以建築鐵路為先。”②
（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全書四册，由台灣“中華民國史”學界泰斗、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長郭廷以主持編寫，因該書涉及蔣介石較多歷史，內容敏感，郭廷以生前一直未能公開發表。1979年，郭廷以的學生、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實強將書稿呈報蔣經國審閱把關後，在台灣地區特許公開發行）
此外，據其它歷史文獻記載：在此前一周，即1912年4月5日，孫中山先生也曾向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表達過相同立場，孫中山先生說：“余生平事業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後中國將采行社會主義，使國民生計優裕。”③
另外，在重慶市圖書館，館藏有民國時期上海三民圖書公司1926年出版發行的《孫中山社會主義談》，裡面收錄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市三馬路（今漢口路）中華大劇院發表多場演講的全文。在演講中，孫中山先生甚至還特別申明：“願我中華民國一變而為社會主義國家！”④（注：孫中山先生的演講內容最早連載於1912年10月的上海《天鐸報》，該報總編是蔣介石的密友戴季陶）
1914年5月，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流亡時，致信國際社會黨執行局：“我堅信，衹有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們的苦痛也才能減輕。諸君勞工和我共同奮鬥……我籲請你們協助我把中國建成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⑤（注：當時俄國“十月革命”還沒有爆發，還沒有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二）孫中山先生為什麼會對社會主義情有獨鍾？
1921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解釋自己“民生主義”一詞的來源時，曾經說過：“因社會主義的學說輸入中國未久，兄弟（注：孫中山先生自稱）將‘socialism（社會主義）’原文譯為‘民生主義’較為允當，兩種主義沒什麼區別。”⑥
（注：1902年9月25日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第18期刊文，首次在中國把“socialism”翻譯為“社會主義”。當時孫中山先生并不贊成梁啓超把“socialism”翻譯成“社會主義”，於是提出“民生主義”中文譯名，希望取代“社會主義”漢字譯名。）
然而那時候的孫中山先生是清政府通緝捉拿的要犯，國內媒體報刊雜志沒有人敢用“民生主義”中文譯名。梁啓超將“socialism”翻譯為“社會主義”，來源於日本學者福地源一郎，并非梁啓超首創，此時福地源一郎作為日本知名政要，已是日本衆議院議員，清政府官員不敢得罪日本人，再加上當時國內已經盛行崇拜日本、學習日本的社會潮流，以至於“社會主義”漢字譯名在中國的影響力和傳播範圍遠遠超出“民生主義”中文譯名。
1905年10月20日，孫中山先生把“民生主義（socialism）”進一步發展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并首次公開提出。此後，但凡提到“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必用“民生主義”譯名；若單獨提到“socialism”，孫中山先生會用“社會主義”譯名。
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接見北京學生代表張國燾、康白情、許德珩等人，孫中山先生對北京學生代表說：“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歐洲的時候，與社會主義各派領袖人物都有過接觸，各派的理論也都研究過。我參酌了社會主義各派的理論，汲取它們的精華，并顧及中國的實際情形，才創立三民主義。”⑦
若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其三民主義也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早嘗試和初步實驗，衹不過其繼承者蔣介石後來把三民主義當中最核心的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給閹割了，變成面目全非的“蔣記”三民主義。
到李登輝時期，連民族主義也閹割了，“三民主義”淪落為無民族、無民生的“一民主義”。
民進黨時期，民權主義被“台灣主體意識”改造，由“中華民權主義”進一步淪落為“台獨民粹主義”。
回到兩岸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的議題，相比於台灣方面所謂的“良制”，孫中山先生生前既定的“中國采行社會主義”顯然就是“優制”，“優”更勝於“良”。孫文既定的“優制”和台灣既有的“良制”，以“優良合一”的方式實現和平統一，“兩制”共存，豈不是更好？兩岸何必非要在誰是“良制”、誰屬“劣制”議題上爭個你死我活呢？
二、“孫文定制”的第二塊拼圖——“孫文遺留的邊疆省區制度”：1912年2月6日，孫中山先生接受蒙古王公聯合會和西藏噶廈當局請求，特許蒙藏地方保留舊有社會制度，實行與中原內地省份不一樣的社會制度，開闢民國時期“一國兩制”之先河
（一）孫中山先生與民國時期的“一國兩制”做法
1912年1月1日民國建立。2月1日，蒙古王公聯合會致電孫中山先生，電稱：“合五大民族組織共和政體……此本無所用其反對。惟以蒙古制度、風俗、語言、文字，與內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國大半，民風強悍，逼外強鄰，危險實多……”，⑧要求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僅要考慮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還要維持蒙古固有的社會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保留內外蒙古“封建王爵世襲制”，這當然也是蒙古王公最關心的一個話題。
後來，西藏噶廈當局也向中華民國政府和大總統孫中山提出類似要求，希望保留西藏地區的“封建農奴制”及政教合一體制。
當時沙皇俄國有支持內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的圖謀；英國及英屬印度對支持西藏獨立，也是蠢蠢欲動。孫中山先生為了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統一，迫於政治現實，作出政治妥協，同意在中原內地省份行“新制”的基礎上，允許邊疆偏遠省區留“舊制”，即中華民國政府特許內外蒙古和西藏地區保留舊有社會制度。
此時袁世凱派出的北方代表團正與南方和談，2月6日，根據孫中山先生提議，南北和談雙方代表緊急通過了《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并電告蒙古王公聯合會，特許內外蒙古保留“封建王爵世襲制”及其它舊有社會制度，也電告西藏噶廈當局，特許西藏地區保留“封建農奴制”和政教合一體制，西藏貴族階層和封建農奴主的舊有利益維持不變。所以1912年2月6日是孫中山先生開創民國時期“一國兩制”政治實踐和政治探索的起始。
孫中山先生“一國兩制”先行做法和政治實踐，包含以下三個內容：①雙方皆同意以和平方式維繫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統一；②中原內地省份行“新制”，邊疆偏遠省區留“舊制”，“邊疆偏遠省區”特指具有國家分裂風險的高危邊疆省區，清末民國時期的蒙藏地方和現在的台灣地區，皆屬此類；③ 邊疆偏遠省區承認中原主體政權為中央政府，在民國時期，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原主體政權。在當下台海兩岸，中原主體政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台灣方面應遵循前例，承認其中央政府的合法地位。
這三個內容對於當下台海兩岸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有現實借鑒意義。本部分內容詳見筆者發表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2月號（總第288期）的《孫中山開創、鄧小平發展的“一國異（兩）制”是兩岸最大公約數》。
民國時期，雖然沒有“一國兩制”這個說法，但是有“一國兩制”這個做法，并且這一做法實際上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係孫中山先生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應為兩岸人民共享。
鄧小平同志是孫中山先生“一國兩制”先行做法和政治實踐在新時期的最主要傳承者和發揚者，并首次在人類歷史上創制“一國兩制”名詞概念，也引發全世界關注。然而四十多年來，因為兩岸根深蒂固的門戶之見，“一國兩制”名詞概念在台灣社會屢遭排斥、常被抹黑。
（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改革開放”與台灣的《總理遺囑》之《建國方略》
鄧小平在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也提到“改革開放”，主張引進外國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這來源於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提到：“吾之意見，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⑨
鄧小平繼承并發展孫中山先生這一思想，主張中國的台灣、香港、澳門在統一或回歸後保留舊有社會制度，可以使之成為聯結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實現互相為用、促進世界文明的橋梁和紐帶。這一橋梁和紐帶是中國主權和西方制度的結合體，因為主權歸屬中國，有同胞認同形成的內部關照；因為制度依附西方，有意識形態帶來的對外便利，故而在中國社會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之間，能有左右逢源、兩頭討巧的優勢。因此，這一橋梁和紐帶衹能在中國的台港澳地區產生，而不可能在外國的某一省、某一市產生，因為各國有各自的國家利益，我們不能要求別國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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