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二：財政刺激未能解決通縮
在經歷了90年代泡沫危機之後，日本財政政策的“重投資輕消費”，導致經濟恢復遭遇“供需循環不暢”。擴張性財政政策僅以增加公共投資為主。筆者曾撰文提及，自1992年起，日本政府不斷地追加公共事業費預算，1992年增加8.6萬億日圓，1993年投入11.6萬億日圓、1994年投入7.2萬億日圓，並在1995年推出了總額高達18.8萬億日圓的緊急、綜合經濟對策，但仍然是以增加公共事業費和擴大公共事業投資為主。
居民就業和消費下滑未得到充分重視。僅在1994年針對個人所得稅實施了一次性“特別減稅”，但並沒有促進居民就業和消費的增長。1990年，日本有效求人倍率為1.4倍，即勞動力市場上每名求職者對應1.4個招聘職位，此後大幅下滑，到2005年之前一直沒有超過1倍。受此影響，日本民間消費增速從1990年的4.8%迅速下降，之後的10年未超過3%，加上緊縮的消費稅政策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疊加衝擊，1996年稍有起色的日本經濟再次陷入衰退。
情景三：財政貨幣政策缺乏協同
歐元區統一貨幣與各國獨立財政體系使得各國財政政策之間的分歧難以根除，具體涉及各國財政赤字無法協助貨幣政策，同時無法控制財政超標情況。這一矛盾曾在2011至2012年歐債危機最嚴重的時刻充分體現，近年來歐元區各國圍繞難民負擔、部分成員國財政緊縮等問題的激烈博弈也根源於此。
疫情衝擊和俄烏衝突之下，上述問題暴露的風險正在顯著加大。在地緣政治緊張、能源價格高漲、全球需求疲弱等影響下，歐元區各成員國實施各自財政政策，難以將經濟拉出低迷。2024年2月歐元區工業生產指數同比－6.4%，零售連續11個月負增長，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指數）連續21個月處於榮枯線以下，部分南歐經濟體財政脆弱性持續上升，歐元區整體金融系統不穩定的擔憂情緒加劇。
情景四：債務危機、貨幣失控，引發惡性通脹
20世紀七十年代拉美國家通過大量舉借外債來發展經濟，而隨著利率上升、資本流向逆轉，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引發拉美債務危機。墨西哥在1982年宣布難以償還外債，隨後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秘魯和智利等國相繼發生還債困難，紛紛宣布終止或推遲償還外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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