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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崗外》，團結出版社2021年版。 |
《黃花崗外》在基本政治立場和敘事取向上與《黨人碑》基本契合，這是建立在廖女士和黃世仲共同的歷史觀和政治信念基礎上的。孫中山的共和思想與革命事業，不僅在其革命進行的過程中名聲大噪，給海內外華人及其政治想象和心系祖國的政治行動指明方向，而且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宏觀進程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接力承擔的現代國家建構與民主政治建設的偉大事業。這種共和的信念與民族的信念的歷史性結合，孫中山是啟蒙第一人，也是政治行動第一人。《黨人碑》酷似辛亥革命早期（1895—1907）的“封神榜”，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地位由此更加清晰和確定化，而保皇黨群體則被定格在歷史與政治的反對面，革命黨內的機會派和軟弱派也受到一定的批判。黃世仲的《黨人碑》已具有為革命黨立下“春秋大義”與紀律規範的初步意義。由此觀之，黃世仲本身的革命精神領悟與革命道義的敘事傳播，就已經在1907年的革命陣營內達到相當高度之境界和角色。在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中，黃世仲同樣表現不凡，相繼寫成《五日風聲》和《新漢建國志》，以新式革命小說形式不僅繼續為革命黨人“樹碑立傳”，而且以細膩筆法和典型形象向當時啟蒙未深的中國社會傳播革命道義，召喚革命同志，鞏固革命成果。以黃世仲的才學、行動和影響力，恰似辛亥革命之中國版的“潘恩”，而《黨人碑》是其革命小說系列中最具影響力和典型性的里程碑作品。
但歷史總是與政治相纏繞，光明也難免遭遇黑暗之侵蝕，黃世仲之大名、大義和貢獻在當時代遭到了封殺和淹沒。廖女士對此亦扼腕嘆息，並以《黃花崗外》之研究和傳播來專門擔負一種為之“歷史正名”的使命，由此更可見廖女士對黃世仲其人其事的歷史鐘情和心心相印，其背後心曲自然是歷史轉折處的大義覺迷與革命精神的是非曲折。廖女士直言，革命元勛如黃世仲者在辛亥革命成功後被迫害至死，是辛亥革命史的一個重要的陰暗面，而她不避嫌疑，根據史料考證將肇凶者陳炯明與胡漢民和盤托出。事實上，辛亥革命之成功，有所謂“黃花崗外”的經年積累和推動，革命已達一定氣候，也有清廷之極端腐敗帶來的政治演變加速和地方精英離心的因素，並非革命之完全成熟與社會之大體啟蒙，否則就不會有袁世凱竊國、張勛復辟、二次革命、“人血饅頭”及後來的國民大革命之新事件與新人物了。不僅革命成功之初的廣州存在內訌與爭名奪利之陰謀動作，即便武漢首義之後的革命當局亦內訌與陰謀汹湧，全國其他地方並無特別改善昭彰之處。這更加凸顯了《黨人碑》的歷史和政治意義，即《黨人碑》揭示和推崇的革命道義精神與公心，並未真正落實於革命陣營及社會空間，革命之文化啟蒙、社會教育、政權建設與法制建設仍有極大之空間餘地。黃世仲身死革命派內部傾軋，其沉冤多年而漸然得雪，《黨人碑》之不朽的革命小說開創性地位和政治啟蒙意義亦日顯昭彰。廖女士立足21世紀之情景和史觀，回望百年前之辛亥革命、中山精神及作為中山精神忠實執行者與宣傳者的黃世仲及其《黨人碑》，其心系歷史、學術鈎沉、人物評判、道義重估之林林種種，就可通達而解了。黃花崗外，烈士安息處的歷史意義並未窮盡，面向歷史深處與歷史連續進程的學術探尋和意義重塑，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一種文明意識和理性精神。
當然，作為革命小說和政治啟蒙作品，《黨人碑》是歷史與文學、學術與政治的結合之作，其中的歷史選材、價值評判、政治定位和意義導向，不可能沒有具體立場的確定和限制。廖女士並未迴避這一點，對《黨人碑》中顯著存在的史料、史觀及人物評價的細節偏頗進行了學術性的闡釋與糾正，並給出了同情的理解和客觀的評述，這是可取的學術立場。《黨人碑》由於歷史原因，其具體章節散佚較多，雖經廖女士極力搜尋補充，終究未能呈現全貌。而即便借助國民黨黨史資料進行想象性補缺和補寫，其況味、氣質及意義畢竟不同。
整體來看，廖女士對這一段歷史公案的學術鈎沉和道義重估還是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基本澄清了《黨人碑》的學術地位和歷史貢獻，大體還原了黃世仲的政治面貌和人格，深入推進了辛亥革命史與孫中山共和主義精神的細節研究和歷史意義的深描。內地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際推出《黃花崗外》，本身就是對孫中山共和精神、黃世仲《黨人碑》及廖書蘭女士之革命史研究和闡釋的時代肯定，並使黃花崗內的革命先烈告慰和瞑目，黃花崗外的歷史正義更加清明，以及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完全統一的精神基礎更加鞏固。
孫中山先生於1921年12月應鄒魯的請求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寫序，既提及“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又扼腕而嘆“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岡上一土，猶湮沒於荒煙蔓草間。”可見辛亥革命的波瀾壯闊、跌宕起伏與暗流湧動，“並壽”之黃花崗亦有“湮沒”之孤寂，這是革命先行者“死不旋踵”的偉大與悲涼。黃世仲沒有死於黃花崗之起義現場，卻犧牲在革命成功後陣營內部的傾軋迫害，其“並壽”與“湮沒”之歷史命運，恰與黃花崗烈士群體同，故黃世仲既在黃花崗之外，也在黃花崗之內。廖女士以《黃花崗外》為黃世仲、《黨人碑》及孫中山共和精神正名和傳揚，是一種歷史正義感和學術真精神的卓越體現，也為當代研究和闡釋中國革命史和民族精神史提供了一種獨特方法和學術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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