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鮑莫爾—托賓”函數中的經濟人持幣關係不見了。貨幣市場的均衡點，不會因貨幣發行速度移動很多。
這3個畫面綜合一下就會發現，勞動就業市場不均衡了，生產銷售商品市場不均衡了，貨幣發行持幣市場不均衡了。如果用與總均衡理論對應的總需求管理、總供給管理來理解，可能就會得出讓人沮喪的結論。
文章強調，問題不能只看到消極的一面。為什麼經濟的總均衡過程關係消失了呢？關鍵在於過去40年間，尤其是過去15年間，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共享經濟，不僅在就業市場，而且在產品市場，更在貨幣市場領域不斷顛覆著整體經濟的內在動力學機制，發動機的力矩始發點位移了，資源配置的內在邏輯也變革了。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財富概念沒有經過二次分配，也沒有經過市場途徑，而是直接在技術和行為力矩方面發生的變革。對應地，人們的觀念直接向兩極方向發散，“好得很”與“差得很”兩極評價同時存在。
對中國經濟的觀感也是這樣。中國的大車間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在大車間經濟向數字經濟過渡方面，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共享經濟，中國和美國在第一方陣，甩開第二方陣領頭的日本和德國較大距離。在數字技術增長方面，中國和美國互有短長，在數字創新前沿技術應用，尤其是在消費平台建設方面，中國走在了美國的前面。
為什麼？在萬物互聯所需的移動聯網基礎設施方面，中國大幅領先於美國，中國的組貨、供貨以及直達消費端的流程比美國更加靈動、順暢、便捷。在工業2.0（流水線及內部流程剛性過程再造），3.0（剛性流程與柔性流程二合一），以及4.0（對2.0和3.0合一過程生成的散裝數據結構化整理變成數字中間品）方面，中國雖然稍有落後，但由於規模大，整體畫面已經搭建完成，在6代數字企業的迭進過程中，中國都有不俗的表現。
文章最後說，中國的年輕一代更具創新思維與能力。雖然增長過程中難免會有各種各樣的結構調整和摩擦，但是更好地從大車間、流水線、模塊化生產轉向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共享經濟生產，並向數字經濟二次成長，數字智慧經濟過渡的時間點越來越近了。中國增長2024，儘管面臨諸多挑戰，但仍然樂觀可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