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所說，對於法國啟蒙思想家而言，古代中國統治者“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中國的官職均經科舉獲得”“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馳神往”。
“每個民族文化都需要建立在自身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法國漢學家雷米·馬修說，“中國的科舉制度對法國精英的選拔產生重大影響，並延續到今天。”
梅謙立說，通過同中國的交流，歐洲人瞭解到一種“更公平、更有效”的官員選拔理念和模式。當時很多在華法國人都著述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對這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國家人才的機制給予高度讚揚，推動法國擺脫封建傳統、走向現代官員選錄制度。
談及中華傳統文化對法國社會的影響，梅謙立認為，最重要的是幫助法國走向文化和理性的覺醒。自文藝復興以來，像伏爾泰這樣的思想家從中華傳統文化和政治實踐中，意識到建立現代國家的可行性，進而主張將政治建立在理性與美德之上，“這一思想過程啟迪了法國的現代化”。
“交流互鑒有助於自身文明”
回顧17至18世紀的中法文化交流史，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西平認為，這是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史中少有的東西方文明和平交流的一段歷史。
“17至18世紀，來華傳教士把西方文化和技術傳到中國，‘西學東漸’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科技進步起到積極作用。”張西平說，與此同時，通過傳教士和貝尼耶這樣的學者，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技術“東學西傳”，促成歐洲不斷認識中國、改進自身，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積澱。
“歐洲文明曾學習過中華文明、阿拉伯文明。”張西平說，一種文明需要向其他文明學習才能成長起來，“中歐交流的歷史證明，不同文明可以包容共濟，同時也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著現代性的思想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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