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們應積極申請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如CPTPP和RCEP，這些組織占台灣貿易量的57%，以解決非會員國在此情況下所面臨的關稅問題。
此外，政府必須迅速制定我提出的經濟安全法案以保護關鍵技術。通過將台灣在資訊通訊技術方面的專長——特別是在先進半導體製造業中占據主導地位（擁有全球90%以上的10奈米以下邏輯晶片）——轉移到其他高科技產業，如此一來才能預防意外的經濟衝擊，並在全球經濟中保持領先地位。
我的第二張“國政”處方箋是科學的“國防”準備。為了建立滿足軍事威懾需求的“國防”能力，我們會把“國防”預算從目前的2.5%提高到台灣GDP的3%，延續“國機國造”、“國艦國造”政策，同時繼續購買符合台灣戰略目標的“國防”武器，並投資於“國防”工業，以確保台灣“國防”自主，也會利用民間技術知識，發揮台灣的創新能力，專注於無人機、人工智能和導彈系統等強大領域的研發。
在台灣的“國防”發展方面應偏向資通電軍、不對稱戰爭、空軍及海軍，而發展這些高技術兵種也不是一年役期就夠，所以我主張台灣應該是募兵為主，徵兵為輔，同時應該制定科學化、實戰化、專業化的訓練方式。應對“國防”策略做出上述調整，以實現我確保國家安全與韌性之願景。正如孫子所說：“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我的第三張“國政”處方箋是更理性的兩岸交流——所謂兩岸關係不僅是台灣與台灣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兩岸關係亦囊括太平洋兩岸，我們必須在中美對抗的國際局勢下，思考台灣的應對之道。在這個關係裡，和平才能“三贏”，衝突就是“三輸”。
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盟邦；美台在安全議題、經貿關係，以及民主價值上都有密切關係。未來我仍然會持續與美國深化合作關係。同時我認為，美台交流有助於讓印太地區的國家看見台灣，拓展台灣與世界的連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