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美國投資者對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在遏制中國三個領域科技競爭力的同時，也對美國投資者帶來了傷害。美國的優勢在於技術，通過技術優勢，在全球高科技領域形成了一個美國主導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網絡。中國不僅具有市場優勢，而且擁有堅實的製造業基礎和人力資源優勢。因此，無論在貿易體制、製造業體系和科技產業鏈供應鏈中，中美兩國都具有互補性，和則雙贏，鬥則雙失。
美國政府也深諳其中道理，但是美式霸權戾氣遮蔽了美國政府的理性思維。一方面，中國的發展與戰略力量提升，讓美國失去了大國自信，讓美國患上不切實際的“恐華症”，並在美國彌漫成濃厚的反華氛圍；另一方面，反華慣性推動美式民粹主義，無論驢象兩黨，都被裹挾進反華漩渦中。因此，從特朗普時代到拜登時代，反華已然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確”，而且變本加厲，從美國對華單挑的貿易戰，到美國組團反華的“去風險”。
不可能禁絕美企在華投資
拜登政府也發現了美式組團反華的問題。雖然美國組成了龐大的反華同盟圈，而且不斷對華出手而且動作很大，但是並未達到預期，反而讓美國陷入反華疲勞戰中。即使美國自身也感到力不從心，否則就不會有美國政府重要閣僚紛紛來華主動進行會晤交流，為中美關係緩頰。
更諷刺的是，美國政府出台的對華投資限制，也和拜登政府原來嚴格的限制設想不同，而是在科技高端領域進行投資限制。美國政府重要官員也聲稱不是對中國的“經濟封鎖”，而是為了防止中國在三大領域取得優勢。
這不是美國對華的網開一面，而是發現自己祭出了更大昏招。一則，美國最大的優勢是通過資本和技術的全球化收穫紅利，現在美國政府屢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預美國資本的全球化流動和美國技術的全球化布局，嚴重損害了美國資本的利益，也拉低了美國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當然，也嚴重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形象，讓美國從全球化的引領者變成單邊主義的象徵，當然也會削弱美元霸權。
而且，美國也無法從根本上限制美國資本在華投資。以美國美光為例，雖然中國對美光產業進行了制裁，但是美光還是決定在華繼續投資。全球新能源汽車標杆特斯拉，不僅在中國建設超級工廠，而且還要加大在華投資力度，因為特拉斯在中國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場紅利。中國超級工廠，不僅滿足了特斯拉全球產能的40%，也和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形成了良性競爭。
當美國對高端科技領域對華實施投資和技術限制時，中國則在中低端芯片產業鏈站穩了腳跟，構建了成熟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美國媒體也發聲提醒華府，美國在高端半導體供應鏈對華“去風險”已經造成美國在中低端半導體市場的“失守”，這也凸顯拜登政府對華科技領域禁限措施的顧此失彼和左支右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