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繼平：日本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是事實。但日本的價值觀外交有明顯的功利性目的，而且雙重標準明顯。比如，安倍2015年發表關於戰後70周年首相談話時，回答關於日本戰前是不是進行了侵略的提問，他迴避說應該以後讓歷史學家回答。但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日本政府立即將其定性為俄羅斯侵略。日本2006年安倍第一次執政後開始提價值觀外交，目的是以自身與西方價值觀一致這一“優勢”抵消在歷史問題上的“劣勢”。安倍等人認為，日本與受害國在歷史問題上的爭議越突出，其對外侵略殖民的不光彩歷史就越會被重新關注，而日本在這一問題上永遠無法取勝。因此，日本突出歷史爭議是不明智的，而應該突出自己戰後的“民主國家”身份。日本還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以價值觀來重組國際秩序，“修正”戰後以來以二戰結果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因為衹有這樣，才能改變其身份、地位。
在中美競爭甚至對抗的大環境下，改善對日、對韓關係有困難，也有限度。日本2022年出台國家安全戰略相關文件，已經表明其處於中美競爭的最前沿，實際上是“站了隊”。其中原因之一是日本判斷中國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不可能超過美國，因此賭美國會“贏”。
董向榮：為什麼會專門開會討論G7？其實就是因為有多個重要國家參加的多邊外交，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能夠吸引全球的注意。一個國家能否辦好以自己為主場、自己主導的多邊外交，是上升為大國的一個很重要的體現。正因為如此，多邊外交在中國對外交往中也會越來越重要。
袁征：這些年在外交策略上我們一直都在強調一對一的中美關係。美國當然很重要，但目前一對一的中美關係基本無法打開局面，美國很多時候都是說一套做一套。因此或許可以換一種策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從第三方入手，例如之前促成的沙伊兩國恢復外交關係就是很大的突破，提高了中國的聲望，也讓美國感受到了切實的壓力。因此需要在有把握的事情上積極推進，讓對方感受到壓力，這就是外交上的成功。
結束語：達巍
各位與會專家都作了很好的發言，再次感謝各位老師，首次雙C論壇圓滿結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