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華文明是區域文明
中國90%以上的人口沒有明顯的宗教信仰，92%的中國人是漢族。因此，中國是典型的世俗國家，中華文明的主幹是漢族文化，其主要成分是道儒釋（特別是漢傳佛教，以禪宗為典型）。
道儒釋三大成分中，道家是底色，側重人與自然的關係，兼及社會與國家的順勢治理。在道家看來，“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互相轉化，人應該“道法自然”，因此個人應該修身養性而達於天人合一，而君王治理天下時應該合於道，以此為圭臬，“無為而無不為”：（1）合於道者無不為，因為，“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治理天下應該“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2）不合於道者無為，即無為而治，因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佛教側重人與內心的關係，禪宗則是道教化了的佛教，也吸納了儒家的部分思想。其對中國人外交思維的影響相對較小，暫且不論。
儒家側重人與人的關係，儒家理念因而成為中國人構建人際關係、治理國家與天下所憑籍的主要價值觀。“禮表仁裡”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徵，它是關係本位而非（基督教文明那樣的）個體本位。“仁”是儒家價值觀的核心，“仁”意味著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它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主張“和而不同”並注重相處過程中彼此的“舒適度”，而不是“強求一律並為此軟硬兼施”。“禮”是為人處世的規矩，或曰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禮”經常與“儀”合稱“禮儀”或者“儀禮”。禮與儀的關係可以從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觀察。《史記·禮書》云“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這是基於橫向視角，從感性與理性兩方面分析禮與儀的來源。從縱向視角，還可以認定“儀”是“禮”的操作化。“禮”與“儀”均強調節制與分寸感。相形之下，“法家”理念與行為屬於技術層次，為全球不同族群所共有。從陰陽視角看，儒家偏陽性，而道家與禪宗偏陰性。
圈層結構是中國人際關係的典型特徵。在社會層面，以家族（宗族）為中心，通過一整套倫理道德與獎懲制度構建起以禮（儀）為核心的宗法秩序，以維持社會的有序運轉。在國家層面，倡行“家國同構”：家庭關係有由親到疏的“五服”與“九族”，天下也有由近到遠的“五服”與“九服”。因此，幾千年來中國人治理天下奉行的是與家族治理同樣的邏輯，“立於仁、行於禮”。這種天下秩序是一種禮治秩序，而不是美國學者費正清發明的“朝貢體系”，費正清基於過去五百年歐洲向全世界擴展中重視商業利益的事實，不恰當地過分強調了中國歷代朝廷與藩屬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而忽視了朝廷在經濟上奉行“厚往薄來”行為的目的並非基於物質利益，而是維持以禮為特徵的天下秩序的有效運轉。因此，中國歷史上通常由禮部和/或理藩院負責處理與包括藩屬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關係。這個禮治秩序不時被打破，但從未被摒棄。
中華文明是一種門檻比較高的獨特文明，而且沒有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等機遇可用，因此，代表中華文明的中國，很難進行全球大擴張並取代美國的全球角色與地位、成為廣被接受的全球文明。也就是說，中華文明不大可能變成全球文明，中國未來的全球角色衹能是“在全球有重大影響力的區域文明”。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甚至印度）的經濟實力不能超越美國。一般認為，到2050年左右，中國、印度、美國將是全球前三大經濟體。
五、中國與民族國家的關係
近代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為了適應基督教世界主導的、濫觴於歐洲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國努力把自己變成“現代民族國家”。黃仁宇認為，經歷這個過程的國家是在穿越“歷史三峽”，猶如長江上的船隻經過三峽，要經歷許多激流與險灘。對於大國來說這個過程大概需要200年。依照這種說法，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大約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變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問題是，民族國家不是普適性的國家形式，中國沒有必要削自己幾千年的文明之“足”來適應衹有幾百年歷史的民族國家之“履”。白魯恂（（Lucian Pye））指出並被亨廷頓繼承的一個說法是，“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白魯恂與亨廷頓的思維中明顯帶有“基督教優越論”色彩，但就這一判斷而言，確實揭示了“中國歸根到底是一個文明而不全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事實。其實，“偽裝成國家的文明”也適用於印度、伊朗、土耳其等經歷過輝煌時代、擁有悠久文明歷史的非西方國家。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吸納現代性的一系列成果（它們大部分是基督教世界創造的）來實現文明的復興，而不必在乎是否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
顯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將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於世，不追求取代與效法歷史上的崛起國（無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也很難做到。
六、五百年來的世界秩序
過去五百年歷史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所有的崛起國都會提出一套自己的地區與世界秩序主張。歐洲國家構建的是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其特徵是主要國家構建起自己的殖民體系，歐洲成為世界的中心。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走的是歐洲模式，“脫亞入歐”的目的是像歐洲國家那樣，以戰爭手段建立自己的殖民地體系，到二戰時發展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兩次世界大戰使得歐洲喪失了領導世界的正當性與能力。而複製歐洲國家模式的日本，二戰中的戰敗也就成了必然。
二戰後，“世界中心”轉到了美國。歷史上，美國的孤立主義源於開國總統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後發展為把美洲當作勢力範圍的門羅主義。一戰的勝利也沒有讓美國人放棄這種外交傾向。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的爆發，才使得大部分美國人意識到，孤立主義並不能保證美國的本土安全，羅斯福才得以讓美國參戰。二戰中，歐洲地區大量教育與科技人才流向美國，美國因而得以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中心，並在戰後繼續吸引全球人才向美國移民。
美國治理世界的方式不同於歐洲。外交理念上，體現為以“公開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民族自決”等為主要內容的威爾遜主義。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則成為美國在全球收割人心的利器。
“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在政治上體現為聯合國為代表的政治與安全機構，金融領域為佈雷頓森林體系，貿易領域為關貿總協定及其升級版的世界貿易組織。軍事上是軍事同盟體系與遍佈全球的軍事基地（這顯然比管理殖民地的“性價比”更高）。
軟硬實力兼備的美國，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世界領導國是必然的。問題在於，美國打造的戰後國際體系主要基於基督教價值觀與利益，有其內在的缺陷：天然地需要一個對手和敵人。美國成為二戰後參加戰爭最多的國家，即與此相關。過多的國際干預為美國製造了新的對手與敵人，並消耗著美國的國力。從1970年代起，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整體上走向了下坡路，雖然在里根時期與克林頓時期有過短暫的恢復。但反恐戰爭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則使得美國轉向了全球戰略收縮，以便延續其在全球的比較優勢地位——但不再是以全球領導者的身份，而是以“國際事務協調員”的身份。
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增加，拉美地區（特別是巴西）、非洲地區（特別是尼日利亞超過南非成為非洲第一大經濟體）進入經濟增長的上升通道（雖然有些國家的發展波動較大）。印度經濟快速增長。從2006年起，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量的最大貢獻者。
經濟原因疊加文明內捲，國際格局的顯著特徵，從大國間基於地緣政治的博弈，演化為文明之間的競爭。這將是本世紀的長期趨勢。而中國的崛起又是其中的突出現象。
七、新時代中國的世界秩序主張
中國不可能重複歐美的崛起之路。在文明競爭時代，跨文明擴展成本大於收益。走和平崛起之路是必然選擇，這體現為夥伴外交為代表的政治外交方略。經濟上的“走出去”，中國也無法複製日本與韓國那種“由商社牽頭企業抱團出海”的模式，“政府搭台、企業唱戲”是必然選擇，這是“一帶一路”倡議出臺的一大原因。
中國文化缺乏基督教一神論那種一定要在全世界傳播福音、拯救異教徒的“救世主情結”，因此缺乏全球擴張基因。中華文明幾千年來已經展示了自我更新能力與對不同時代的適應能力，其包容性明顯強於基督教文明，中國人的生活哲學整體上並沒有質變，包括近幾十年來走出國門的那些“新華人華僑”，特別是其中“隻身闖世界”的那些普通民眾。
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有必要重新構建基於自身價值觀的禮治秩序，它與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相兼容，具有自己的文明特色，能被其他國家所接受，並可能被一部分國家所效法。中華文明中的“無外”基因所展示出來的強大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有望構建出一個“新禮治秩序”，這個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徵：這套秩序的維護以“禮”為主，以“（國際）法”為輔；這是一種圈層結構，以中國為中心，主要輻射亞歐大陸中東部；這個體系具有開放性；這套體系與現有國際體系整體上兼容。
新禮治秩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許多方面是相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一種“禮治為主法治為輔”的全球秩序。
八、如何理解關鍵外交概念之間的關係
進入新時代後，中國本著“奮發有為”的外交風格，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十一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全球夥伴關係網絡、“一帶一路”倡議、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具有傳統文化、革命與建設時期的經驗、其他文明優秀等三方面的來源，構成新時代中國外交的出發點。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包括全球、地區、雙邊、特定領域等四個層次，以及政治、安全、經濟、文化與生態五個領域。全球層次即人類命運共同體，覆蓋全人類、全球與各個領域。雙邊層次為中國與不同的單個國家之間，如中國-巴基斯坦命運共同體、中國-老撾命運共同體、中國-柬埔寨命運共同體。地區層次為中國與特定地區之間：如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國-非洲命運共同體、中國-阿拉伯命運共同體、中國-拉美命運共同體。特定領域指在某一特別領域或議題，如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後三個層次服務於第一個層次。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建立起54個不同層次的命運共同體。
新時代中國外交如何構建這四個層次的命運共同體？夥伴外交與“一帶一路”是兩大抓手。區別在於，夥伴外交側重政治、安全領域，以及針對發達國家的外交；“一帶一路”側重經濟、文化，以及針對發展中國家。生態領域則是兩者共同關注的領域。
新型國際關係的實質是夥伴外交。夥伴外交始於1993年，在新時代發展為 “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全球治理的實質是經濟外交。“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原則，現在已經發展為全球治理的原則，展示了“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特色。
針對夥伴外交與“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中國政府的應對是：保持戰略定力，分類施策。以全球發展倡議對接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後者具有全球正當性，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難以反對的，至少不能公開反對。針對美國搞排他性俱樂部式的安全機制（如北約東擴、建立AUKUS、強化QUAD），提出全球安全倡議，這是一種新安全觀，基於合作、共同、綜合、可持續安全。針對美國強化文明差異、推行以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為核心的圈層外交，中國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力主文明間互相交流、借鑒、共存。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物質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形態。兩者都源自中國，服務於中國，但都具有明顯的外溢效果，因而具有國際意義。人類文明新形態與西方文明形態相對應，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相對應，個中的“中”“西”差別在於：中國式現代化有助於發展中國家意識到，現代化沒有標準模式，各國應該依據自身國情走自己的道路，中國不會將之看作現代化的“標準範本”、強迫其他國家接受。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樣倡導各個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反對西方文明那種自認為高人一等的“文明優越論”。
總之，這十一個概念間的關係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出發點。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政府關於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張與外交總目標，屬於宏觀層次的頂層設計。新型國際關係、全球夥伴關係網絡、“一帶一路”倡議、全球治理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四大抓手，屬於中觀層面的外交方略。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與全球文明倡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總目標在發展、安全與文明領域的操作化，也構成了四大抓手在經濟、安全與文化領域的升級版。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主要針對國內，但基於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將對中國外交產生多方面的影響。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7月號，總第3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