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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時期人口拐點剛剛到來，對經濟社會影響程度還不深，需搶抓這一戰略窗口期和政策儲備期，保持戰略定力，優化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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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6月3日電／人口規模下降是21世紀的全球趨勢。中國人口負增長比預期提前約10年。人口負增長給國家綜合國力、競爭力、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正負效應客觀存在。區別於其他國家，中國人口下降速度快、窗口期短、城鄉和區域不平衡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已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仍需搶抓“十四五”應對窗口期，戰略上保持定力，戰術上靈活機動。在強化養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房地產市場調控，既推動房地產業轉型發展、化解風險，又切實減輕家庭住房負擔,全面構建年齡友好型住房政策體系;進一步強化都市圈層面的政策協調，構建區域統籌、城鄉統籌的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格局。
人口負增長正負效應並存，但中國人口下降速度快、窗口期短、情況複雜值得高度警惕
光明網發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黃石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紀競垚、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胡清文章分析，（一）人口負增長既帶來消極影響也存在積極作用，需辯證看待
通常認為，人口負增長或導致經濟下滑、養老負擔加劇。老年撫養比提升導致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繳費者比例下降、領取者比例上升，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也使個人養老金領取時間延長，同時醫療費用占GDP的比例會增加，國家財政和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受到考驗。但人口負增長也會形成環境紅利，資源消耗減少，生物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恢復，廢棄物和污染減少，緩解人口資源環境制約的矛盾，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人口數量減少和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增速下降，倒逼技術創新。隨著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持續加大，增加了適合各年齡段人口的就業崗位，老年人力資源得到更大限度開發，從而彌補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而造成的經濟發展潛力損失。人口負增長還將帶來更加舒適的生活空間、城市擁擠減少、工作機會增多、生活壓力減輕以及犯罪減少。總之，並無定論證明人口負增長的消極因素顯著高於積極因素，關鍵在於如何科學應對、及時應對、綜合應對。
（二）中國人口轉變遵循“東亞模式”，轉變晚、節奏快、時間緊
根據人口轉變周期長短和相關指標變動快慢，人口轉變可以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是“西歐模式”，以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為代表，其人口轉變開始早、節奏慢、經歷周期長，轉變過程持續50年甚至上百年時間；第二種是“二戰”以來顯現於亞洲諸國的“東亞模式”，其人口轉變晚、節奏快、周期短，以日本和中國尤其明顯。由於人口轉變的模式不同，面臨人口負增長的風險也有差異，對於人口轉變較慢的歐洲發達國家，社會應對的回旋餘地更充足，往往在完成人口轉變近半個世紀後才開始人口負增長。中國與日本的人口發展趨勢更為接近，日本已經有連續11年的人口負增長經歷，加上較為嚴格的國際人口遷入政策，人口負增長態勢短期難以扭轉，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中國人口“未富先負”，區域、城鄉結構性矛盾突出
與發達國家“先富後負”不同，中國是在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時出現負增長，是“未富先負”，將面臨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複雜矛盾。區域層面，當全國性人口負增長到來之時，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中西部一些具有經濟活力的城市仍對外來人口具有吸引力，廣大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仍會是主要的勞動力輸出地，東北地區形勢更為嚴峻，全國性人口負增長的負面影響可能形成“弱勢累積”。因此，全國性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固然重要，但區域性，尤其是地市一級的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更具有地區指導意義。城鄉層面，人口規模減小伴隨工業化、城鎮化，農村年輕人口持續離土出村不回村，與鄉土聯結愈發疏離。以往留守老人、留守兒童作為農村人口主體，但隨著“農二代”“農三代”舉家遷移趨勢顯著，現階段越來越多的農村只剩下留守老人，育齡人群及青少年群體減少，不可避免地造成鄉村衰落，農村在實現幫扶脫貧致富後，農村老年人因病返貧，甚至貧困化的隱患客觀存在，並將直接影響到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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