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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南光。(中評社 鄭羿菲攝) |
中評社台北5月9日電(記者 鄭羿菲)台灣中央銀行前副總裁、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南光8日表示,台灣過去之所以能渡過金融風暴,是因政府財政赤字與政府負債相對低,台灣的金融機構與國際金融市場連結不深,及外債相對東南亞國家較低。等於是相當程度被孤立、反應了台灣外交困境,因此當世界金融體系有危機時,受傷自然較淺。
連震東先生紀念講座8日邀請台灣中央銀行前副總裁、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南光以“央行與金融穩定”為題在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演講,台大社科院院長蘇宏達等近30位教授、學生出席。
陳南光說,2020年3月新冠肺炎爆發後,全球主要央行採大幅量化寬鬆到前所未見的境地,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相關政策與之相比,是小巫見大巫,雖當年未引起明顯通膨,但此次量化寬鬆政策應是通膨的主因之一。
陳南光認為,美國聯儲局在應對3月矽谷銀行(SVB)、簽名銀行(Signature Bank)倒閉,經過10多年的金融體系改革後,並非以金融風暴時讓納稅人負擔紓困成本的方式,整體來說是進步的,即便5月第一共和銀行(First Republic Bank)倒閉,金融體系仍具韌性,不需太過擔憂。
陳南光表示,2007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全世界主要央行將“最後貸款者”的角色擴張,除了將利率降到接近零水準,並維持7年的時間,更推出一系列非傳統貨幣政策,導致股價、房價等資產泡沫,最後有可能導致通膨。
陳南光說,在金融危機後的量化寬鬆政策引來多方批評後,各國重新思考央行應轉變為著重降低系統風險的危機事前防範,英、美等國都進行重大金融監理架構變革,以提升金融機構的流動性要求,包括流動性覆蓋率、淨穩定資金比率等,但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把500億美元資產的銀行必須接受更嚴格的監理門檻,放寬到2500億美元以上,而3月矽谷銀行的倒閉,就有人認為應追溯特朗普政府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