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個例，在北京同仁醫院，每逢周末，前來看診的青少年數量總會增多一些。
如今四年級的丫丫是在一年級下學期上網課時發現自己近視的。丫丫媽媽說：“一年級的時候衹有100多度，每年來同仁醫院復查，今年已經達到了400多度。一年級時，全班衹有兩三個同學戴眼鏡，但現在，在同班58名同學中，有20多名同學戴上了眼鏡”。
學校組織學生做眼保健操防控近視，但丫丫說，她們的班級裡，“班主任就不讓做眼保健操”。每到眼保健操時間，班主任便讓同學們做題，“老師說做眼保健操沒用。”丫丫說。
周末的同仁醫院也迎來了不少外地家長。來自河北某縣城的張英領著她的女兒配眼鏡。張英的女兒正上二年級，她說，周圍的同學們仍然很少有戶外運動的機會。“每天有體育課，但一到上課，老師就給我們放動畫片。看動畫片是老師給紀律好的同學的獎勵，如果同學們表現不好，老師就讓我們學習。”一次，張英女兒所在的班級因為看動畫片聲音太大，被巡視的校領導批評，那一周的體育課，便都變成了數學課和語文課。
不少配鏡機構也觀察到了青少年近視的來勢汹汹。
周末，北京潘家園眼鏡城的顧客中多了不少孩子的身影。青少年近視數量的增加，被眼鏡店老板們看在眼裡。“比起疫情以前，過來的孩子數量確實變多了。”某眼鏡店老板陳先生坦言，“但具體多了多少不知道，也許有三成。”
面對家長們對孩子近視度數增長的焦慮，陳先生拿出鏡片價格表，翻開“防藍光鏡片”一欄，熟練地開始介紹：“孩子初中畢業時，所在的班裡戴眼鏡的同學數量已上升到九成。如果戴這個鏡片，可能每年增長25度左右。但如果不戴，那每年增長100度都不算少……”
“疫情管控放開之後，到我們配鏡中心配鏡的孩子明顯增多了，自疫情以來中心配鏡都是預約制的，今年以來每個周末都絡繹不絕。”趙大夫所在的配鏡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區知春裡附近，記者觀察發現，配鏡中心方圓500米內就有多所中小學。“可能我們這個地方比較‘卷’吧，來我們這裡配眼鏡的孩子一直不少。”趙大夫說。
近視來勢汹汹，家長如何踩住刹車
在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眼科中心（浙江大學眼科醫院），視光中心主任倪海龍門診每天需要接診60多個病例。他表示，“如果是寒暑假，還要再增加一些號，可能會每天八九十個。”
近年來，青少年近視率為何居高不下？
倪海龍認為，近視低齡化、重度化嚴重，主要是環境因素導致的，兩大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戶外活動時間嚴重不足；二是長時間近距離用眼負擔過度過早，這其中主要是學業負擔過重，也同時包含過多過早接觸使用各類電子產品等。
而在溫州醫科大學眼視光醫學部主任、教育部近視綜合防控專家宣講團團長瞿佳看來，從總體上說，我國近視防控的確取得了標誌性的進展。“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近視率下降了，從2018年的53.6%到2021年的52.6%，下降了一個百分點。”“其實，這幾年的疫情極大干擾了近視防控工作的正常進行。”瞿佳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孩子們宅在家裡上網課，活動少了，走到戶外也少了，電子產品的使用卻更多了，而家長對孩子近視管控的力度也不如學校。
“從專業的角度講，如果不是從2018年開始有效地進行近視防控，現在近視率上升三個點、五個點都有可能。所以，近視防控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瞿佳說。
家庭是青少年近視的第一道防線，不少專家表示，家長們在看待青少年近視問題上仍存在一些誤區和偏見。
“有人曾經這樣問家長，孩子考上名校和800度近視，你願意選哪個？很多家長寧願選‘名校’。這是糊塗的觀念！”瞿佳說。
瞿佳表示，當前家長在認識上最大的一個誤區就是“近視不過就是戴一副眼鏡”。事實上，近視防控關係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健康中國的重要的部分，如果青少年近視發生得早、進展快，那麼未來發展成高度近視的比例就高，而高度近視會引起許多嚴重的眼部並發症，造成視力低下甚至致盲。瞿佳認為，家長的另一個誤區就是科普未到位，現在有一些以牟利為目的的產品，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問題，家長卻盲目相信他們的宣傳。
倪海龍也發出了同樣的呼籲。他發現，長期以來，社會對兒童青少年近視普遍存在“重治輕防”的錯誤觀念，防控近視偽科學及不良機構層出不窮。很多家長視近視為洪水猛獸，病急亂投醫，與旁門左道為友。而一些家長對近視視而不見，覺得無非戴副眼鏡而已，聽之任之。
“最常見的幾大認識誤區是：散瞳驗光有傷害、近視戴眼鏡越戴近視越深、近視手術能治愈近視。”倪海龍說。
倪海龍表示，家庭是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的重要力量，家長是兒童青少年視力健康的守護者。家長要主動瞭解科學用眼護眼知識，不輕信“近視可治愈”“降低度數”“治眼神器”等虛假宣傳；要以身作則，帶頭不做“低頭族”，增加親子時間；要營造良好的家庭體育運動氛圍，保證孩子每天至少2小時日間戶外活動；要積極配合學校減輕孩子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不盲目參加課外培訓、跟風報班；要密切關注孩子視力變化和眼睛異常跡象，定期檢查視力，做到早發現、早干預、早矯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