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不像表面上那樣一派樂觀，底下仍然陰風不斷。台灣領導人私下派來的人，今天來大陸做的承諾，明天回去後就可以推翻。記得汪老曾氣憤地引用《論語》中的一句話對台灣的“傳話人”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它反映了當時李登輝口頭假統一，卻真心謀分裂的兩面性，也反映了當時兩岸關係發展的複雜性。
在這個階段，台灣來的學者、政治人物、台商如過江之鯽，朱雲漢能進入汪老的法眼，是因為他在給《中國時報》寫的一篇時評中，對正在醞釀的“汪辜會談”講了這樣一句話：“台灣在這個時候雖難有大動作，但也絕不能搞小動作。”汪老覺得此話十分中肯，說：“這個朋友值得交！”知道我與雲漢相識，即讓我請雲漢來上海，要當面交談。我清楚地記得汪老與雲漢第一次見面時說：“雲漢教授，你還不到40歲，我快80了，讓我們做個忘年交吧！”汪老之所以對雲漢如此器重，是體會到雲漢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真誠願望，也看到雲漢在台灣複雜的政治局面下能夠抓住要害，敢於提出箴言。從此以後，雲漢每來上海，必去拜會汪老，甚至有時汪老在外地參加活動，也讓我陪同雲漢前去交換意見。
二、從歷史的縱深瞭解台灣問題
在認識台灣問題的複雜性上，雲漢給予了我們很大幫助。
過去，人們對解決台灣問題的關注點，主要在國民黨執政當局上，“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民眾”的對台工作思路正是這種認識的寫照，但對於台灣歷史的內部的因素知之甚少。1994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一經公開，幾乎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才知道李登輝並不認同國民黨政權，也不認同他作為總統的中華民國。他認為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部都是外來政權，並稱之為“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然而，李登輝並未就此止步。
1995年6月，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堅決反對，允許李登輝到母校康奈爾大學參加畢業典禮。李登輝在康奈爾大學演講時，一次不提“一個中國”，卻多次使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說法，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製造輿論。同時，他很直白地指出，“‘中華民國’未能獲得國際社會應有的承認＂，“不滿意我們今天所處的國際地位”，力求為台灣拓展體現主權性質的“國際生存空間”。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時，又公然聲稱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是“國家與國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內部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