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組建中央港澳辦符合推動港澳特區憲制秩序的深度重塑、夯實憲法和基本法之憲制基礎的需要。港澳特區憲制秩序的深度重塑是一個不斷展開的歷史過程，絕非在回歸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實現。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屢屢出現憲制危機的教訓。2019年“修例風波”發生後，香港國安法的出台是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劃定了政治底線、制度底線和法律底線，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確立新選制以及三場重要選舉活動的順利舉行深度重塑了香港特區政治過程基本規則和基本政治倫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香港特區屢屢出現重大管治危機和憲制危機的局面。
另外，在香港特區的管治團隊內部，隨著“愛國者治港”作為“一國兩制”實踐根本原則和基本政治倫理得到充分的落實，一些極端政治勢力已經得到有效清理和懲戒，但社會層面還潛伏著一些可能會給香港社會造成干擾的不安定因素，需要進一步團結和動員更為廣泛的社會力量深度參與“一國兩制”的實踐歷史進程，也衹有在此歷史過程中更好地實現香港特區有效治理的基本目標，這都是我們說的實現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深度重塑的應有之義。
習主席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時提到，“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丶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港澳特區需要在既有的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保持繁榮穩定，避免經濟發展出現過山車似的周期性波動，不要陷入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各樣“陷阱”之中，可以說保持港澳特區繁榮穩定既是港澳回歸以來的我們的基本目標之一，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基本要求，保持其可持續性和高層次性，保持和實現這樣一個基本的目標難度也在不斷增大。組建中央港澳辦，可以更好地統籌協調各方力量和資源，有效破解困擾香港、澳門特區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些重大發展難題。
（作者系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 |
